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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更加嚴重的地步。現將孫衷文對這個問題的回憶，摘錄幾條如下：
“我在被帶到湖邊地委（注：事實這時湖邊地委已不存在）的第二天就遭審訊。審訊人王須仁、王鳳鳴、白子明，當時他們三人主要是失有白子明出面恐嚇和詐逼，二王就一面嚇虎一面用刑，當場還有一批武裝保衛人員，幫助施刑。白子明一上來就肯定說：我是被常俊亭拉進託派組織的，要我立即招供。白子明這樣首先出面，對我精神壓力很大。馬上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混亂．他不僅是黨的負責人，而且對我很瞭解，從地下黨就在一起工作過。據瞭解，白子明、孫衷文二人在濟南“鄉師”時就是同學，在學生時代都入了黨．在一個黨組織中過生活，後又一起在地下黨的濟南市委工作。抗戰爆發後，又一起到魯西南組織工委，後又一起參加了蘇魯豫特委，都在一起工作，而且關係也較密切。這時白子明也來這樣審訊他，使他思想發生了極大的混亂，是很自然的。他回憶說：“我當時相信他不會是敵人，我想這是怎麼搞的？是不是有很多黨員幹部確實有了問題？只有我才是無故牽連，如果那樣，那就是黨冤枉了我。既然黨內大批的人有問題，我個人也難以洗刷。當時又根本不允許申辨。立即動刑，我心裡明白的是：我是共產黨員，我沒有參加過什麼託派組織。他們第一次動刑是掉起來壓槓子，我頂住沒有說出什麼，第二次又用一大把香燒和燻臉，我還是頂住沒說，第三次王須仁就把我捆在凳子上，往鼻子裡灌涼水，一面灌一邊就逼問“承認不承謝”“是不是”？當時旁邊有專人給他遞壺，一壺一壺毫不間斷，弄得我支援不住，而且根本喘不過氣來，白子明又在旁邊直喊：聲言他們情況都掌握了，叫我不要再對黨頑抗。說王文彬、張如都供認了，用些黨的語言來瓦解我的意志。我當時確實喪失了頂住信心。認為其他人既然都供啦，我自己硬頂也沒有多少用處，我就承認了一聲“是”，可是王須仁仍不松刑，一面繼續灌水一面繼續指名逼供問馬宵鵬是不是？王文彬、張如是不是？山東分局有誰，郭子化是不是？當時我想馬宵鵬已死，承認他沒有關係，王文彬、張如據白子明說自己都供啦，我也就應了是，郭子化是他們先指的名，我也應了是。當時認為個人的死，這是註定了的，因為我參加過肅反的第—個階段，反正只要審訊的人認定為是託派就得殺，象馬宵鵬那樣的根本沒有承認的固然要殺，象朱華那樣承認了的，而且亂供了一套也是殺。自己承認了、在審訊人來說更多了一層根據更要殺。我又不是—般的幹部，更難倖免。
在當時來說，死的關也比較好過些，反正不是—槍就是—從刀，難還是刑法的折磨還沒個頭，我當時—個個人主義的念頭上來了，反正是死，反供也是此，不反供也是死，別人咬了我黨的負責人也冤了我，我又何受那個苦呢？這時根本不想到對黨的影響，似乎這一切自己都無法負責了。
孫衷文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根據自己過去所瞭解的其他人所供的情況，就在此基礎上綜合了一番，編造了較完整的一套。首先供出了一個“共產主義大同盟”。（託派名稱）華東局裡組織而且編了一委託派華東局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青年部長等人的名單。又編造了一個在‘託派”領導下蘇魯豫區省委，說“託派”省委書記就是馬宵鵬，組織兼青年部長孫衷文，宣傳部長王文彬，軍事部長張如，婦女部長常俊亭，農民部長苗宗屏等人，接著又說在“託派”省委下又有豐縣、單縣、金鄉、魚臺、沛縣等五個特委。
各特委又是各有一套組織和負責人，又說在“託派”特委下又有縣委和區委，他編的這一套牽連到數十人之多，當然，其中大分已經部分被捕，但也有被捕的。王須仁、王鳳鳴為炫耀“肅託”的“顯赫戰果”在谷亭召開反託公審大會，把孫衷託到臺上，逼使他按照原來的口供交待“託派”的組織和罪行。
孫衷文在後採的回憶中說：‘這樣做對黨的惡劣影響我是知道的，不過我認為這不是我的責任，這是他們三個人（即王、王、白）的責任，首先不講理的是他們三個人，而他們又是依靠黨所給的權和槍不講理。我要講理他們又一句也不聽，其實我想的這些是一面之情理，根本就沒有好好問一問，你自己是不是一個黨員？是不是黨的負責人？你受過黨的教訓沒有？你自己有沒有堅持實事求是和真理的義務？儘管在這種情況下，堅持實事和真理，阻力特別大些，但是這種要求是不能沒有的。我那時不負責任做了錯事，給黨造成了損失，事實上助長了當時“肅託”的擴大化，這時一個沉痛的教訓。關於他們三個人欠的帳，那是他們的事。
孫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