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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葉家村，已是下午四點多，村裡的老鄉已準備好了。他們幫忙搬行李，安頓我們住下，又是歡迎，又是問候，非常熱情。最後，我們在廚房的飯桌邊坐下。桌上的大碗裡裝著菜，堆得滿滿的，蓋在上面是厚片的臘肉，而下面就都是蔬菜了。
我們在吃飯時，感到很難堪，因為周圍站著一圈小孩，看著我們吃飯，睜圓的小眼睛中流露出渴望的神色。突然間，小鄭，那個臉蛋白淨的上海女孩，激動地用上海話喊了起來：“哦喲！這麼肥的肉，豬皮上還有未拔盡的毛，噁心死了，這怎麼能吃呀？”但不久後，她們就不再會那麼講究了。
按習慣，我們把吃剩的肉皮和骨頭在桌面上留下一堆。做飯的農婦示意可以扔到桌下，我們照做了，馬上就聽到桌下汪汪的狗叫聲，低頭一看，那些張牙舞爪的狗東西們，為著爭奪肉骨頭而打架。毛茸茸的身體在我們腿間鑽來鑽去，嚇得大家連腿都不敢動一動。
第二天，我就主動要求參加勞動，其他幾個知青也跟來了。從那時起，我們開始了那漫長的農村生活，所經歷的艱辛困苦，無法一一言盡。但是，我們尚算比較幸運的，其他有些地方的上海知青還更為悲慘。
萬里長征始於足下
當時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轄數個生產大隊，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組成的生產隊。生產隊是基本的生產和核算單位，組織農民參加集體勞動，並“按勞分配”，發放勞動成果。
江西農村以種植水稻為主，普遍推行雙季稻生產。但因為屬於偏冷型的亞熱帶氣候，適於農作物生長的溫暖期比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際，要儘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獲得足夠的水稻生長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這就是俗語所說的：“一年之計在於春”，所以春插季節的勞動，是分秒必爭，極其繁重。
到葉家村後不久就開始了春插農忙。我們也與當地農民一樣地出工、收工，參加生產勞動。挑擔、拔秧、插秧、鋤地、砍柴、挑水等農活，對我們都是新的挑戰。農民們挑著重擔在田間小路上健步如飛，可我們連空手走路都會滑下水田去。但由於努力，我們適應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經歷過水土不服階段。到農村後不久，全身長出了很多紅點，像疹子一樣，很癢，然後就轉化為水皰，破了以後就流出黃水，痊癒後不久，又長出新的疹子。這樣地長好了又發，斷斷續續，要到兩年後才會適應。記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裡大夥都是赤身裸體在沖洗，旁邊那個不相識的小夥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著我。我問：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點了下頭，說：你也是吧？我們會心地笑了——我倆全身都是點點斑斑，疤痕累累。這是上海人在江西農村生活過的鐵證。
我少年時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隊組織上海知青們學習，每個人都要發言，談思想體會。我勉強才開了個頭，就臉漲得通紅，說不下去了。大隊團支部書記何紅根笑話我：“來自大上海的，怎麼連在大眾場合下講個話也不好意思？”
小謝是我們的帶頭人，他能言善道，長於外交。我比較木訥，但工作踏實，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現——三十多年後我故地重遊，當地農民都還記得我，眾口一致地說，小劉是最“吃嘎”（好）的，捨得累，吃了“惡苦”。
與天地鬥其樂無窮
農村的習俗，每個村子中間都有一個大廳，稱之為“總廳”。那裡是集體開會和議事的地方，每到春節期間，廳裡會生起炭火，眾人圍著烤火聊天。
走進總廳，就看到豎立在右邊的鼓架，上面架著一個很大的鼓，看起來就像是古代衙門裡的皮鼓。那鼓敲打起來，鼓聲低沉，可以傳得很遠。白天鼓聲響起，是集體出工的時候，若晚上鼓響，則是幹部召集村民們來開會。
在春播農忙季節，前後大約要忙上三個多星期。在那期間，每天凌晨三四點，在睡夢中就被“嘭！嘭！嘭！”的沉悶鼓聲驚醒，那是開早工的通知。我從床上掙扎了起來，走出門口，天空仍然是黑漆漆的，只見靠近村邊的秧田中，已掛起了一盞點亮的馬燈，隱約可見。早工的活是到秧田去拔秧。
我們幾個知青，摸著黑朝燈亮的方向走去。到了秧田邊上，我站在田埂上，遲疑了一下，一咬牙就把那尚留著被窩餘溫的腳踩入了水田。那是早春的凌晨，田中的水仍然寒氣逼人；雙腳浸在冷水中，是浸入骨頭的冷痛，那種感覺刻骨銘心，我今天仍能清晰記得。
站在水田中的最初兩三分鐘，人就像是凝固了一樣，當雙腳被冷得麻木了，就喪失感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