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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節課是他的課文課，那是我最喜歡聽的課。可是今天我卻一點也不想上。我是怕見到他，怕聽見他的聲音，怕同學們洞穿我們昨晚的秘密。整整兩節課，我都低著頭，我不敢看他。我感覺到他的雙眼一直都像火一樣地在盯著我，甚至當他拿著書本讀書的時候，他的雙眼也穿過書本直射向我，我如坐針氈。
下課的時候，我依然坐在座位上，一動也不動，像一座雕塑。其實我也沒有多想什麼，就那麼坐著，忽然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喜歡靜的人。同學們的嬉戲今天彷彿都與我無關都離我很遠。我知道，他在關注著我，在每一個角落關注著我。可是，這又有什麼呢？
中午的時候，我一個人磨磨蹭蹭地落到最後，當然，我也是一個人去食堂吃飯的。從食堂回來，在我蹓躂般地往宿舍裡走的時候，卻發現，他擋住了我的路。
我抬頭看了一眼他，馬上把頭又低了下來，什麼也沒說。
“阿勇，對不起，老師昨天晚上做夢了，希望你別計較，原諒教師。”
；我沒說什麼，不知道說什麼，我看著自己的腳尖，看了一會兒，我又走了。我知道他還站在那兒，站在我的背後。
新學期很快又來臨了，對於我們來說，這是初中階段最為關健的一年。我們都鉚足了勁，因為我們誰都希望能考上縣一中，那樣以後考上大學的機會就要多得多。只有考上大學，才能奔出這個祖祖輩輩生活著的貧困的苗寨。
我們是一群連縣城都沒有去過的苗鄉孩子。苗寨很窮，因為住在大山深處，收不到訊號，我們連電視也沒有看過，但是對於外面的世界對於我們的未來，我們卻充滿了幻想充滿了希望。
我們常常在宿舍裡談論著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未來。我們中間沒有一個願意呆在家裡種田，小偉希望以後能在政府裡上班，一天八個小時，泡杯茶，看看報紙，然後回家抱抱小孩哄哄老婆；牛哥則希望有一天能擁有一輛自己的車，開著它滿世界跑，開開眼界。我希望自己以後能去電臺做一名播音員，或者是一名記者，我夢想有一天自己也能講一口像楊老師那樣甜美流暢的普通話。我知道，那很困難，我們苗族口音很重，但是我隱約地感覺到我一定能，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多年之後，我終於成為了省電視臺的一名記者。而我初中的同學，我一個寢室的室友，他們仍然在那個苗寨裡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勞作。有一次過年回家，去同學那裡串門，三十幾歲的他們一個個都蒼老得幾乎讓我認不出來。對於我，他們充滿了羨慕充滿了自豪。他們喜歡和我一塊兒走，逢人便說：“嘿，這是我同學，省電視臺的。”在事業上，我是幸運的，這一點我一直承認。雖然我的老師我的班主任給我留下過很多不堪回首的記憶，但是他也給了我無限的幫助。沒有他，我也無法走到今天，沒有他，或許我今天還是一個在深山老林裡耕作的苗民，充其量是一個認識幾個字念過幾年書思想稍微進步些的苗族農民。我承認，我恨過我的老師，但是我也無比地感謝他。
我們學校是一所很小的鄉村中學，學生都是附近村寨裡的苗族孩子。雖然也是住校，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家離學校都不是很遠，最遠的也只要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初三那年我們取消了所有的休息日，每個星期就星期天放一個下午的假，大家趕回家取些酸菜柴米之類的東西（我們在食堂吃飯，食堂收柴和米外加很少的一些加工費）。
我們學校的學雜費不貴，一個學期才十幾塊錢，但是這十幾塊錢對於一個深山裡的農家來說，卻不是一個小數目。因為山高地貧，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拿到集市上去賣，也就很難弄到錢。我家的情況就更要糟些。家裡四兄妹，有三個在唸書，幫不了家裡什麼忙，而且每個星期還要生活費，我每次星期天回家都帶上滿滿一罐自家醃製的酸菜和一袋大米，然後吃上一個星期。我從來沒在食堂裡買過菜。
初三那年，新學期開學一個多星期了，我還沒有交學費。開學那天我從家裡出來，幾次想開口，但是看到病床上的媽媽和爸爸那雙憂鬱的眼睛，我又打住了。媽媽不知道得的什麼病，一個多月了，請了幾個本地的醫生，抓了好幾副草藥，還不見好。姐姐跟鄰村的一個婦女出門打工去了，兩個弟弟一個念初一，一個小學四年級，都還不懂事。我知道我不能再去學校唸書了，但是我不甘心。開學前的那幾天，我在田地裡拼命地幹活，甚至連中飯都不回家吃，彷彿這幾天我要把一年的活全部幹完，然後安安心心地念我的書。開學的那天，我還是收拾了行李，我拎著書包，走到爸爸面前，他看了看我，什麼也沒說，把臉別了過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