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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他這樣寫道：媒體實驗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介面和人工智慧的研究帶向新的方向。這種新的方向是指透過資訊系統的內容、消費性應用的需求和藝術思維的本質來塑造人性化介面和人工智慧。我們向廣播電視、出版和電腦界大力推銷這一想法，因為它將影像的感官豐富性、出版的資訊深度，以及電腦的內在互動性集於一爐。這個概念今天聽起來十分合乎邏輯，但當時在眾人眼中卻愚不可及。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麻省理工學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資深教授認為，所有和這個專案有關和的人都是“江湖騙子”。這些被人稱為“江湖騙子”的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電腦科學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經過近十年的努力，如今再也沒有人說他們是“江湖騙子”了，“媒體實驗室已經成為主流”。從尼氏的“媒體實驗室”的歷史中，我們又一次看到到“正統”與“異端”的辯證轉換。由此看來，尼葛洛龐蒂等人的行為和思想方式的根本特點就是“離經叛道”。而正是在“離經叛道”這一點上，他們與嘻皮士出身的電腦駭客是相通的。正是因為有了形形色色的離經叛道者，才有了數字時代。如果聽任那些循規蹈矩“資深教授”們頤指氣使，電腦科學界很可能仍然在程式設計語言、作業系統等方面糾纏不休，就像如果對巴黎美術界的當權派們唯命是從，現代藝術就不會出現，至少，現代藝術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電腦技術的當權派們沒有勇氣對既有的技術時代說“不”，他們只追求一種能臣式而非開國者式的成功，他們樂於使電腦為大眾時代（在產業和文化上分別表現為工業時代和電視時代）服務，想象不到或不敢想象電腦能瓦解工業時代，開闢屬於自己的時代，即數字時代。甚至在數字時代已經來臨的美國，也有人仍然遵循著把電腦作為服務、最佳化工業設施和電視設施的工具來使用的思路，從而導致重大的經濟和文化戰略的失誤。這種思路體現的是一種與離經叛道、闖蕩江湖的技術牛仔心態絕然對立的，循規蹈矩、歸化正統、尋求安居樂業的技術官僚心態。
４．２ “男孩革命家”
朗登？溫勒（Ｌｏｎｇｄｏｎ Ｗｉｎｎｅｒ）在《從賽柏空間裡我們是誰》（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一文中指出：“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我們美國人必定在某些時候強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我們持續不斷地再度更新（ｉｎｖｅｎｔ，亦可譯為“再度發明”）我們自己。這種追求個人和社會的再度再新的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國曆史的初期。”
與其說美國是一個“發明的民族”（彼德？雷登），還不如說美國是一個“再度發明的民族”。他們的發明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固步自封的發明，而是不斷重新開始的發明，他們從來把自己的發明看作是成熟的、完美的，而是永遠在進行中的、尚待完成且永遠不能完成的。在發明、創新方面，美國人彷彿得了一種強迫症（“必定在某些時候強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寧的狀態”）。
溫勒回憶了美國人從建國初期直到現在的不斷再度發明的歷史。“殖民地人反抗喬治三世的成功戰爭也是一場政治文化領域裡的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這件束縛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身衣。起義的領袖們、開國的國父們在從古代的共和制改造而成的模式基礎上，建立了政治、法律、經濟制度。個人自由與被統治者的認可，直到現在仍然是指導性原則，但政治制度依靠於少數有教養和美德的人組成的小團體。但沒過多久，這種共和制的觀念本身受到了來自更加民主化特點的規則、角色和關係的挑戰。到１９世紀早期為止，美國人匆忙地斷定國家必須承諾使普通的勞動人民獲得物質上的財富和真正的獨立自主。一個生活在１７５０年到１８２０年間的人經歷過三種給個人在事物的大秩序中定位的方式。急劇轉變的時代對於我們來說不再有什麼稀奇之處了。今天，資訊時代和賽柏空間的狂熱支持者們常常極力強調我們面臨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環境，它要求社會的迅速轉化。”
前面已經指出，電腦革命是一場不斷進行的革命，一代一代的駭客在電腦革命史上是都是一代一代的過客。現在我們看到，美國人在政治的發明、創新上也是如此。可以說，“發明強迫症”或者說“革命強迫症”是各個時代、從事各種業行的美國人的“通病”。適可而止、成家立業、坐享其成等成年人的觀念和心態對於美國的各行各業形形色色的革命家來說是相當隔膜和陌生的，對於更新形態的追求是美國人難解的苦悶和渴求。
美國人的這種在發明創新和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