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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因盜竊，他被判刑。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與他離婚，兒女也跟著受累。他認為前罪判得過重，這影響到他的整個前程。他把這筆“賬”記到法律和社會的頭上。
按照白寶山的說法，他僅僅因為盜竊了人家幾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間，被揭發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鴿子，入院盜竊人家一書包玉米，被主家發現，追出來，他用木棍打了對方頭部一下——結果，他被冠以搶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氣。
在判決時，他就認為法律對他不公正。他沒有犯那麼大的罪，卻被判了重刑，對此他耿耿於懷。服刑期間，他在監獄裡還反覆研究刑法，以弄清什麼是“盜竊罪”，什麼是“搶劫罪”，認為他充其量是盜竊，不應以搶劫罪量刑。
這件事他始終裝在心裡，成為其報復社會的理由之一。
那麼事實是怎樣的呢？
我仔細閱讀過有關方面的材料，應該說，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時期都有著當時的標準，我們只能歷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寶山描述的那樣簡單。
我們可以看一下關於白寶山早年的兩次判決書——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號刑事判決書所確認的主要事實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寶山與張某在居民區盜竊晾曬衣服2件，價值人民幣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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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3年1月21日，白寶山和張某連續撬鎖3起，盜竊天鵝牌坤錶1塊，舊皮夾克1件，真絲被面2塊，尼龍雙人蚊帳1頂，尼龍自動傘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餘件，價值人民幣50O元。
三、白寶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盜竊鳳凰牌腳踏車1輛，價值人民幣110元。
據此，白寶山以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寶山在監獄服刑兩年後，被揭發出犯有餘罪，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號判決書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白寶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號院內，偷玉米3書包，被事主郝某發現，追至門外。白寶山用木棍猛擊郝的頭部，致使部某顱骨線形骨折，頭皮裂傷，縫合9針。
二、1982年底，白寶山夥同白某，在石景山綜合修配二廠一車間，盜竊手推車外胎170條，車軲轆兩個，價值人民幣3150元，運出銷贓，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繳，發還。
三、1982年8月8日，白寶山夥同石某，偷盜牡丹牌12英寸黑白電視機1臺。
四、1983年1—3月，白寶山夥同石某等，偷盜工廠倉庫內管件，閥門160件，價值1900元，偷盜圓木1根，直徑40厘米，長7米，銷贓得款500元，全部揮霍。
據此，白寶山被判搶劫罪5年，盜竊罪7年，決定執行11年，與前盜竊罪4年合併，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剝奪政治權利2年。
從以上材料看，北京市兩家初級人民法院當年對白寶山的量刑應該說是恰當的，並無如他所說偷一書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後，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數工職人員月薪只有幾十元人民幣，白寶山的盜竊數額不菲。他多次與同夥入戶盜竊，性質惡劣。而在刑法上，對盜竊罪與搶劫罪的區別有著明確的規定，持械行兇，搶奪他人財產，傷害他人身體，以搶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確的。
但白寶山並不這樣想，他從自身的私利出發，認為法律對他不公平。這種思想在他漫長的服刑過程中，在他承受離婚等人生打擊時，不斷得到加強。
白寶山是一個報復心理極重的人，1998年3月，白寶山在法庭上曾相當清晰地表述過他在獄中產生的報復思想。他說：“我想過了，法律這樣判我，我服刑出來，就去殺人，殺死那些受法律保護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來殺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無期（徒刑），減刑後我出來年紀大了，沒能力殺成年人了，我就殺孩子，到幼兒園去殺，能殺多少殺多少，直到殺不動為止……”
這裡形成了一個悖論，一個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論。白寶山是一個極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過程中受到懲罰，他卻把責任推到無辜的人們身上。他的思維是最簡單的反向思維：法律“不公正”地懲罰了他，那麼一旦有機會，他就用不講理的方法，懲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