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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懸起的心剛剛輕鬆下來，不料你母親又出事了。
唉，人老了，記憶也老了，舌頭也老了，就連皮肉裡的血也老了，幹什麼都不可能像年輕人那麼爽快、利落。你見過老人行走嗎？一步一頓，走一步退半步，很煩人是不是？而他們自己卻並不厭煩，是的，除了不厭其煩他們沒有別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變成一個老人，一個囉嗦的人，譬如這柺杖，它是說明我老和囉嗦的有力把柄，我離不開它，它既是我的累贅，又是我的一隻腳，我靠著它出門、上街，預防各種跌倒的危險。有時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條冒犯我的惡狗，大街上也許沒有一條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樣的人並不是沒有。哦，你看，我又把話扯遠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記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閱讀了幾張解放區的報紙和一本小開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時候，天氣很好，妻子讓我帶兒子和女兒去小紅山公園看馬戲團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實我沒事，我只是想清靜，想一個人呆在家裡，讓寶貴的孤獨包圍我，讓那些平時沉睡的東西甦醒過來（就像有片薄薄的陽光在我心裡蠕動著，使我看見細微，聽到靜的聲音）。幹我們這行靜心靜氣是最重要的。
後來，我坐在陽臺上，目送他們遠去，初春的陽光溫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躍著，妻子一隻手牽著兒子，一隻手牽著女兒，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個幸福的母親和家庭。這時我突然想，這場戰爭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間，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經看過的幾張解放區報紙，重新又看了起來，彷彿這種閱讀能夠給我勇氣，使我安寧。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因為幾張報紙都親切地告訴我：大決戰已經開始，我們已經贏了第一個回合。我一邊接受著熟悉的鼓舞（因為已是第二次），一邊以一個幸福的人的眼睛預視著未來，我想我們的軍隊也許很快就會攻打南京，戰爭也許很快就會結束。
大約是一點多鐘的時候，你母親像幽靈一樣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我馬上意識到：她一定有什麼緊急事要告訴我，就下樓去把門關了。回來，我見你母親躺倒在沙發上，微睜著眼，滿臉疲憊，像個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麼事把她嚇得這樣，所以心裡更加著急，問她出什麼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搖搖頭，很心亂的樣子。我又問：
“你臉色不好，很蒼白，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她這才抬起頭，看我一會，突然告訴我——很堅決地：“我懷孕了。”
“懷孕？”我像是被什麼燙著似的，慌亂地說，“怎麼可能呢？”
“我上午去醫院了，”你母親搖搖頭說，“沒錯的，已兩個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間裡徘徊，思考，我知道，這並不是個正常的喜訊，你母親找我也並不是來報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道費解的難題，要考驗我們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誇張就可以這麼說：這個生命伸出的一隻手握住了我們的良心，另一隻手卻抓住了我們戰士的信念，它把兩件我們最最珍視的東西放在一起，同時又無情地讓我們做“只要其一”的選擇，這種選擇無疑是我們每個戰士最最害怕面對的：比死亡還害怕！死亡對我們來說並不是可怕的事，因為我們無視死亡，因為我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們經常這樣說，我們確實也是這麼做的。
“他知道嗎？”我問。
“誰？”
“大海。”大海是楊豐懋的代號。
“他去緬甸了。”
“什麼時候能回來？”我想這種事情應該首先讓孩子父親知道……
“不知道，”你母親說，“才走的，也許還要很久。”
我又問：“現在有誰知道？”
她說：“沒人知道，就你和我。”
我問：“你打算怎麼辦？”
她說：“你看呢？”
我說：“這個問題只有你和組織才有權回答。”
以後幾天我一直在等她的迴音，我希望馬上召開一次紅樓會議。但會議不是我和你母親可以召開的，我們只有等著它開，無權召開；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權召開紅樓會議。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老A（老大），只有在那幾天裡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天，我去“小洋樓”給鄭介民送檔案，經過你母親辦公室時，我故意乾咳兩聲，通告你母親我來這裡了，如果有事她會設法與我取得聯絡的。我們當時有種約定的聯絡方式：只要你母親在樓道的大廳裡給人算撲克牌命，就說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訊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