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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諜報工作的鄉黨，人稱“老地瓜”的老呂。老呂不善言辭，也許是長期搞地下工作的緣故。老呂不抽菸，據說70年代“抗美援越”期間，他在越南“行動”，搞諜報，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廳裡接了一支某女士遞給他的煙抽，不久便昏迷過去，差點丟了性命，從此再不沾菸酒。出門在外，老呂總是穿戴整齊，脖子上掛著相機，腕上箍著手錶和手鍊，頭上戴著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著兩支鋼筆，像一個偶爾出門的遊客。這些玩藝兒是不是武器或諜報工具，我不得而知。問過老呂，說是沒有，可我又怎能相信他說的？他是個老牌間諜，老地瓜，所有的真實都在眼睛裡，不在嘴巴上。
老呂有本相簿，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紡的粗布，相頁是黃不啦嘰的土紙，裝訂是麻線，整個土得掉渣；其次是很古怪，說是相簿，卻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樣的紙條和報紙剪貼。其中扉頁就是半張香菸紙，上面有他的手跡，是這樣寫的：
清晨醒來看自己還活著是多麼幸福。我們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可能是最後一個。我們所從事的職業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殘酷的，哪怕一個不合時宜的噴嚏都可能讓我們人頭落地。死亡並不可怕，因為我們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呂告訴我，這是他剛做地下工作時，他的“上線”（是一位詩人）首次與他接頭時，在人力車上順便寫下的，算是一個老地瓜對小地瓜的“經驗之談”，也是他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紀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當時他是南京中央大學西語系三年級學生，從那以後，類似的紀念品時常“不約而至”。老呂說，從解放前到解放後，從國內到國外，從大的到小的，從有名的到無名的，幾乎他參與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證據”，相簿裡收藏的就是這類東西，具體有28張照片，11片紙條，7張報紙剪貼和5幅圖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實物，諸如一枚穿孔的鋼幣、一個異國信封、幾張票據和名片等。多數東西下方都有簡單的文字註解。
在眾多東西中，有一張照片引發了我強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個死人，看不見人體的一隻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裡，好像在搜刮死者的遺物。老呂解釋說，其實不是在“搜刮”，而是在“給予”，是在給他“放一張銀行的催款單”，而那隻“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個死人催款，聽起來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呂的親筆，寫的是：我的名字叫韋夫，請你們別再喊我胡海洋。
老呂告訴我，這個現在老是被人喊做胡海洋的越南小夥子韋夫，生前與他素不相識，死後兩人卻一起“合作”，幹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倨傲不已的“傑作”。80年代末，一個叫R·克拉特的英國導演拍了一部電影《活著的死屍》，講的就是他和韋夫“合作”的故事。至於相關的紀實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現在收集到手的起碼也在十幾萬字之上。1998年，我隨魯迅文學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遊，還專門到韋夫生活過的洛山小鎮去走了一趟，聽到看到的東西也記了有近萬字。總之，要講述這個故事，資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像時間、地點、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說“無不在我心中”。我疑慮的是，已經有那麼多人，用那麼多的方式講過這個故事，如果我不能另闢蹊徑，步人後塵地講一個老套的故事，意義實在不大。就是說，我想尋求一種新和奇的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現在我決定借韋夫的靈魂來講故事正是這種尋求的結果。老實說，這還是老呂先生寫在韋夫遺體照片下方的那句話，給我提供的靈感。
靈魂之說，就是天外之音。請聽，“天外之音”已經飄飄而來——
我的名字叫韋夫。
讓我再說一遍，我的名字叫韋夫。
我所以這麼看重我的名字——韋夫，是因為你們總是喊我胡海洋。你們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別名，也不是我的綽號或暱稱，而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以前我聽都沒聽說過（自然不可能有什麼交道），我從沒想到，我和他之間會有什麼瓜葛。但是30年前，一個偶然的變故，我被人錯誤地當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來，這個錯誤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們當作“胡海洋”愛著，或者恨著。說真的，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訴說這個錯誤，但聽見我訴說的人恐怕沒有一個。讓一個聲音從一個世界穿越到另一個世界，看來真是一件困難又困難的事情，比模造一個夢想或用水去點燃火還要困難！上帝給我設定這麼大困難不知是在考驗我的耐心，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