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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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於其廣泛的群眾基礎，王陽明和他的弟子們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士紳百姓的熱烈歡迎。他們孜孜不倦的講學，積極接引後學，而且有教無類，上至官紳富商、下至販夫走卒皆可聽講。儘管受到理學家的非議，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官員的打擊，王門心學還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開來，陽明心學誕生一甲子以後，終於在學術上壓倒了程朱理學，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潮。

嘉靖七年，陽明公去世後，他的弟子們秉承師志，繼續推廣講學活動。但陽明公的學術思想，並不是生平一貫的。他早年用心於朱子格物之學並因此致病；龍場頓悟後，覺早年之非，開始注重內心體悟；正德二年提出“知行合一”論，並開始講學生涯；正德十六年，鑑於有些弟子重心悟而輕實踐，在‘良知’的基礎上加一‘致’字，提出‘致良知’的理論；嘉靖六年，天泉橋上與王艮等論學，又提出所謂‘四句’教法，最終在晚年達到了思想的圓熟境界。

然而他有著古往今來哲學家的通病，太強調體驗與個人理解，失之於籠統抽象，更稱不上體系嚴謹，尤其是‘四句教’等宗旨與前期思想大為不同。弟子們無規矩可循，以致於擺去束縛，流於態肆。王門後學在這樣先天不足的情況下，走向了各是其論，分門別戶，自為己說的境地。

錢德洪為《陽明年譜》作序中，便直言不諱道：‘師既歿，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未及一傳而淆言亂眾，甚為吾黨憂。’正如他所言，王陽明的一傳子弟便紛紛，其中最盛的四家是山陰王畿、泰州王艮、安福劉君亮、永豐聶豹，四家都建立了各自的體系，稱為王學四門。到了嘉靖末年，後兩家漸漸式微，前兩家幾乎是各佔半壁江山。但依然充滿了分歧與爭執。

其中王畿一生為官不久，居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南都及吳、楚、閩、粵、江、浙，皆有其門下書院，年已八十猶周遊不倦，東南士人莫不以其為宗盟，是為浙中學派。這一派將陽明心學演化成了先天之學，將良知看做禪宗頓悟似的內在精神的追求，不需要下功夫。體現在政治上，主張統治者應該黃老無為，儘量避免擾民，自然深受士大夫和商人的歡迎。

同樣大行其道的，是王艮的泰州學派。這個學派將心學的‘心乃本體’，改革為‘身乃本體’。一字之差便把重點從思想轉到了行動上。所以它講究積極入世，強調自我，主張人人平等，肯定人慾、尊重人性……總之怎麼與理學禮教對著幹就怎麼來。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因為它大行其道，凝固的社會才開始加速流動，變得光怪陸離。而且其支持者主要來自平民百姓，人數是前者無法比擬的。

但雙方都有致命的缺陷。浙中學派任其自然的消極思想於救世無補。而極度講究自我解放的泰州學派，不可避免的狂人輩出，從王艮到顏均，從李贄到何心隱，都是赤手搏龍蛇之輩，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過於偏激的思想，自然不為統治階層所喜。其有教無類，又使得門下弟子魚龍混雜，使社會上層人士難免避而遠之。

想要救世，哪一種都靠不住。王學該何去何從，到底如何才能找到陽明公的真諦，不少學者開始謹慎地反思、修正王學，直到瓊林學派的出現。

第九零八章　瓊林天下（上）

瓊林學派是王學諸門的晚輩，公認其發軔於嘉靖四十五年的北京靈濟宮講學，在那次匯聚天下王門的盛會中，江南先生沈拙言登臺就講，針對王學諸門輕視修養功夫、崇尚玄虛、不務實學之類的弊病，提出了由虛返實的實心學。

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門學說是憑空出現的，實心學的從無到有，同樣是經過十餘年的醞釀，其濫觴可以追溯到當年瓊林社的成立。

嘉靖三十四年，正是東南文社大興，讀書人無不結社的年代，七個來自紹興的青年，也在杭州西溪秋雪庵締結了一個‘瓊林社’。這社名一看就是以科舉忠心的組織，但實際上，群策群力，復興大明。但只要是看過其結社祭詞的，就會對這組織有一番全新的認識。其祭詞中說：

“昔關張結義，為救漢室；管鮑交厚，志匡天下。而今大明王朝，內有奸黨橫行，外有俺答倭寇，國事如蜩如螗，百姓生靈塗炭，江山風雨飄搖，易鼎之禍只在旦夕。我等書生憂國如焚，恨不能肝腦塗地，還天下以朗朗乾坤，苦恨無關張蓋世之勇，無管鮑興天下之智。方今之計，唯有以吾等之合力，勝關張之勇毅；憑吾等之齊心，得管鮑之大智……是以涓今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初六……結此‘復興之社’，齊心戮力，興我大明，濟世救民，矢信矢忠，棄個人榮辱，不忘今日之志，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