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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一聽到待遇要提高，就臉色大變，我曰：“閣下，我看你有點存心不良，是不是要人餓死？”他曰：“非也非也，要知道未提高待遇之前，我碰到麻煩，一千元就能平安過關，提高待遇之後，恐怕非兩千元不能拉倒。”
朋友的話，屬切身之痛，千真萬真。蓋貪汙這玩意，一旦成為風氣，便產生奢侈。就是前面提到過，那位從美國回來朋友讚歎的“生活水準高啦”現象，一旦大家均恬不知恥，均以一千元的收入，而作八千元的開支為榮，社會風氣就開始糜爛。他已有八千元的奇異辦法矣，便是再加薪三千元，他能在乎耶？徒提高他的胃口，而使小民負擔更重，社會更往根部腐蝕。
不過，話雖這麼說，其第一因固仍然是待遇太低之故，不治社會會糜爛則罷，要治的話，總不能不從這方面下手。有些人認為只要道德高，耍耍孔孟學會，講講“經”書，就可以根除一切不良。此話乃聖人之話，我們除了表示肅然起敬外，別無他法。但如果依柏楊先生之見，提高公務人員待遇，是重要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啥都別談，談得多啦，徒費唾沫。
無論古今中外，公教人員待遇高低，和國勢強弱，成正比例。漢王朝的太守，不過類似現在行政區“專員”之官，年收入就兩千石。咦，你知道兩千石值多少錢？左折右合，嚇都嚇死你。英國殖民地遍天下，在殖民地當官的傢伙，貪汙的很少，非英國人比中國人天生高階，而是他們的待遇好，退休後又有保障，中國公教人員所以退休不下來，是生活作怪。洋大人退休之後，可以周遊一下世界，中國人退休之後，恐怕周遊一下臺北，都得思量思量，怎能不在當權的時候，勇猛抓之乎？賀其樂先生是位名經濟學家，有一天告柏楊先生曰，一箇中國人平均下來，包括衣食住行，一個月至少需要八斗米之數，才能維持。五口之家，至少得有四石。如果待遇只有一石，則只好用別的奇妙之法，去搞三石補充。嗚呼，與其各顯神通，去自己零搞，何不由政府統籌整搞乎？統籌整搞，小民固然負擔大啦，但不由政府整搞，小民的負擔反而更大。嗚呼，國家也好，王朝也好，政權也好，是建築在公教人員身上的，卻拼命地壓之迫之，使其非貪非爛不可，教人一輩子都弄不明白。
依目前購買力，我想，國民學堂教習月薪至少應有六千元，中學堂教習月薪至少應有八千元，大學堂教習月薪至少應有二萬元。三作牌月薪至少應有五千元，警察局長月薪至少應有一萬元。法官、檢察官月薪至少應有一萬二千元，記者老爺月薪至少應有七千元，而稿費也至少千字兩百元才夠（現在是三十元，使人毛骨悚然）。至於柏楊先生，年邁力衰，每月工錢九百六十元，弄得衣不蔽體，窮氣沖天，每到月終，老妻還要去揀煤核，至少也得有二千元，才能免於餓死。否則，薪給制爛得久啦，等到把根爛掉，供給制就得慘叫一聲，來個倒栽蔥——想獨坐高樓，看黃河翻船，不可得也。
（柏老按：一九八○年底，我老人家月餉高漲到一萬七千元，不過仍是高階西餐店三十個“美國牛排”的價錢，買較好一點皮鞋的話，只能買兩雙！）
第四 儘可能少開會嗚呼，開會是民主政治最主要的方式，只有專制政治才不開會，皇帝想怎麼搞就怎麼槁，柏楊先生反對開會，豈不是反對民主乎哉？這頂帽子奇重，實在不敢當不敢當。問題是我們開會是真開會就好啦，目前流行的開會，似乎有二型焉：一曰精神訓話型，看起來大家各端嘴臉，排排而坐，實際上是老闆大人或一圈之長在那裡訓話——訓話也者，包括“罵”在內——罵了一頓之後，眾頭亂點，表示俯首貼耳，然後指示機宜，一鬨而散；一是危險分擔型，開會的目的不是真正民主，而是“以示民主”，以便有責大家負，萬一東窗案發，就可理直氣壯曰：“這不是我一個人決定的，這是開會決定的呀。”會議紀錄就是擋箭牌，結果是有了功勞，誰都有一份，有了責任，誰都沒一份。
記不得在哪一本書上，看見一篇小說，說的是開會國，天兵天將把該國團團圍住，該國唯一的抗敵之策，就是開會。開了無數次會之後，天兵天將忍耐不住，就行攻城，該國人士，精神可嘉，退守郊外柳林，繼續抵抗。天兵天將悲天憫人，有好生之德，不忍趕盡殺絕，乃再行團團圍住，希望他們投降，可是投降這玩意，豈是有氣節之士所肯幹的？圍困之初，還聽見樹林裡開會之聲，嘰嘰喳喳。圍困到七七四十九天，嘰嘰喳喳的聲音沒有啦，派孫悟空先生前往一看，咦，全死啦，全渴死啦，屍體左也一堆，右也一堆，身旁還有會議紀錄，曰“臨渴掘井委員會”，曰“臨陣磨槍委員會”，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