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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運氣，這位航空系教授幸虧沒有到了中國，否則就會知道他把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估計過高。不要說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十年後的今天，以臺灣大學堂為例吧，試問一聲，有哪位教習肯為異鄉學生跑去提行李的乎哉？不要說跑來跑去提行李，就是出門給學生叫輛計程車恐怕都沒人幹，蓋那有傷他閣下的尊嚴身份也。而且，即令他這麼做啦，招來的評論也是可怕的：咦，他想走外線，發洋財呀。真是一輩子都洗不清。於是乎，醬缸蛆林立，自己沒有靈性，也不允許別人有靈性，對有靈性的人，又急又氣，又恨又忌，不僅是看不慣而已，還要惱羞成怒，群起而擠之矣；即令不擠，冷漠以待之總可以吧。眾醬缸蛆聚在一起，過著意淫式的快活日子，這個社會就只好關著門窩裡爛。
儒家學派似乎是一種勢利眼主義，只鼓勵安分守己，只鼓勵向權勢屈膝，只鼓勵自私自利，而從不鼓勵俠義和其他任何一種屬靈的情操。連對人的衡量都是用“官”來作標準的。《禮記·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稅，送禮也。那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當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沒有地位，連給朋友送點禮物都沒資格，一定要送的話，必須說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說媽媽教送的都不行）。這種勢利眼主義，在聖人的大力推銷之下，不但獲得了理論的根據，更深入了骨肉之間，有錢有權的，就有說不完的理和享不盡的福。俠義和靈性往往弄不到錢和權，怎不被人輕視歟？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學生一一介紹出去當官後，大家感恩之餘，才一致尊之為“聖人‘——咦，這就是儒家學派眼目中”聖人“的定義。有辦法做官抓錢的就是聖人，沒辦法做官抓錢，只不過不識時務的呆頭鵝。幫幫異鄉學生拿行李，既幫不出官，也幫不出錢，自然沒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別人也會認為內情複雜，咬定他有錢和官的好處，絕不咬定他有靈性。
每一個社會，每一個人群，都是有勢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國的勢利眼被尊為“聖人”。司馬遷先生為了救那可憐的李陵先生，就曾經被這種勢利眼主義有“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之分，前，害得受到人間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馬遷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養髮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嗚呼，中國人的祖先怎麼會發明這陰狠刑罰的，真是中華民族萬世都洗不掉的汙點。割掉生殖器固難以忍受，而更難以忍受的是開割時心靈上的傷害，把手腳像閹豬一樣綁起，用繩子捆到木架上；剝光了衣服，然後一頓暴打。司馬遷先生所以受這種苦刑，不過是他在劉徹先生向他問及對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見時，他沒有昧著良心做順調分子，反而為李陵先生說幾句公道的話而已。劉徹先生這個大淫棍，是個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還假兮兮問別人幹啥？既問啦，有不同的意見，聽也在你，不聽也在你，竟然發起這麼大的王八氣。
當司馬遷先生下獄時，依當時的法律，只要繳五斤黃金，就可從輕發落。可憐他閣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卻湊不出五斤黃金。而親戚朋友一聽說他坐了牢，一個個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說幫助他幾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鏡頭都沒有。難道親友中沒有一個知交乎？用常情判斷，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過知交雖然知交，卻沒人敢跟政治氣候和社會風俗習慣碰也。記得八年之前，一個朋友曾為這發表過感嘆，他曰：“我如果是司馬遷的朋友，我就傾家幫助他。”嗚呼，他當然肯傾家幫助他，因為那已是兩千年之前的事，如果類似的事情發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縮脖子，才是真正的俠義情操。這不是說大家全都著成殭屍，而是說一個人必須有最大的靈性和最大的認識，才能跳出勢利眼主義的醬缸。
有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不知道各位讀者老爺留意沒有？大傢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俠義千秋，為他死，為他亡，一面卻又用暴力驅使臣民勢利眼。結果是表面上俠義千秋第二國際的領袖和主要理論家之一。曾任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而骨子裡則一股勁勢利眼。蓋勢利眼主義有排他性，和俠義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見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蟬女士的乾爹，用計把董卓先生殺掉，暴屍三日。蔡邕先生因受過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著屍首痛哭。王允先生聞報，怒髮衝冠。蔡邕先生那時正在編篡漢史，要求援司馬遷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說啥，他曰：“從前劉徹不殺司馬遷，遂使謗書傳流後世。方今國運衰微，朝政錯亂，不可令佞裡執筆於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訕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