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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的建議採納了。外機關人員到這提審，手裡都拿一張表，上面有被提審的犯人的姓名，瞭解的內容，這個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鑑定。有了這樣的表，我的優點就多了，不論管教員知道不知道，我的優點寫在紙上，不能否定。
1954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幹活呢，管教員叫我回監房去睡覺。也沒說什麼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號睡覺。我回到監號，賀班長問我：“關夢齡你回來睡覺來了？”
“是啊，不叫勞動叫睡覺，也不知什麼事？”
“明天你去參加一個大會，還能吃肉呢！”
我再問，他就不說了。不過我也明白了一個大概，可能去到別的勞改機關參加獎懲大會。這倒沒什麼可顧慮的，不過心中有一個總的想法，在長春監獄好事輪不到我的頭上。
天還沒亮，班長就叫我起床，到監房另一個辦公室，那兒有五個犯人。有一等犯人於來賓，他是進步的；有二等犯人兩個，一個戴腳鐐子，臨時給他下鐐。我一看就明白，這個是頑固蛋；還有一個人，雖然什麼也沒戴，看樣子也不是進步的。史股長叫我們吃飯，高粱米飯、蘿蔔湯。我吃了半碗，等著吃肉去。
這個地方我們來演過劇，是第一勞改大隊。進了第一中隊的監房，有的犯人與我們認識，打招呼。不一會兒他們吃飯，大米飯燉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們一百來個人吃起來，沒理我們。豈有此理，他們的話劇團到我們那兒給他們包餃子，今天我們來了六個代表，連飯都不給吃！這裡沒有幹部，犯人也不吱聲。好，你們吃吧，我們坐在炕頭上看著你們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還在乎我們六個人？
他們吃完了肉，大會開始。那麼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裡，我們坐在前排。這是勞改大隊的年終獎懲大會，由吉林公安廳王處長主持。給改造好的犯人發了獎，不好的，還有潛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個刑事犯判了一年，還有兩個月就到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來，又加刑三個月。這事叫人好笑；還有一個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楊守田，當場被槍斃了。大會開完，又到一中隊休息。他們開晚飯了，但是沒有肉了。有的犯人張羅叫我們吃了一頓，也沒吃好。天氣很冷，坐卡車回到長春監獄。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長叫我們把參加大會的情況，向全監犯人傳達。我們整理了一天，才把這個稿子整好，我只動口，沒有動手。我對這個大會感想不大，口頭上說，對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頑固，再頑固就槍斃。我一定好好改造，這回給我敲了警鐘。其實這不是思想話，我是講給進步犯人聽的，叫他們給我反映，說這個獎懲大會對關夢齡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這個大會所能解決的。這個大會獎懲的犯人，與我根本不是一類。勞動好的得獎，我勞動是中等得不了獎；刑事犯跑給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沒有想這個問題；楊守田反抗改造，現行犯罪槍斃，我也不可能像楊守田那樣動手打幹部。
又評犯人等級，給我評了一個三等二級——藍牌！但沒發等級牌，我很不高興。第二天，我到張管教員那去要等級牌，以便佩戴，他說等做好再發。
我想，我戴個三等二級的藍牌，天天去提審，讓各機關的幹部看看，我哪點不好。給我評個三等二級，純是張管教員私人意氣用事。這個等級牌，始終沒發給我。
1955年夏，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公安部的一個報告上說，對反革命分子要進一步肅清。我看了這個報告的新聞，只一小條訊息，怎麼肅清沒有說明。難道還要再來一個大鎮壓？那樣我也許再被稽核。既然判決了，也許不會翻案？我與車間的反革命犯鄭建五私談，他感到恐慌，他說：“督察處的少校科員盧春印前天由這解走，可能解回市局，這與徐副部長的報告有關。”
我每天都被提出來過堂。各公安機關，各機關的保衛人員，找我瞭解材料。所有軍統的特務、與特務有關的人、特務外圍分子、與我有關的人，及其他特務機關的人都是瞭解的物件。有許多現在人民政府工作也要了解，都要寫出具體材料。從審訊人員的談話中知道“肅反”運動在進行著。
我已不能在工廠勞動，過堂要緊，勞動其次。監房有幾個小屋子作臨時審訊室。每天八點進到審訊室，一直到中飯；中飯後，再來審訊。這個機關的幹部審完，那個公安幹部再審。有時，外地來的幹部在外面候著，時間長了，外面的幹部就說了：“等一個犯人，一天沒等上。”
這樣的審訊一直進行到10月。北京、上海、天津、瀋陽等地來審訊的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