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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手套、圍巾、口罩和皮大衣，嶄新的小棉襖套著單制服，可見這是臨時做的。沒有到過長春的人，以為長春能凍死人。穿戴這麼多，彷彿一個空軍駕駛員。他的手提帆布包印有“北京×工廠”，我初步認定他是北京來的幹部。果然一談話，他是瞭解北京外圍特務的情況。
有一些二十三四歲的幹部，在審訊中板著面孔，他的心理是：關夢齡是個狡猾的特務，不能叫他鑽了空子，所以對他要嚴肅。問一句，答一句，他掌握的材料也不多。他的上級臨來的時候，只叫他了解一件事，別的事他不問，你說多了，他也不愛聽，聽也聽不懂。這樣工作效率就很低，同時，這些年輕幹部有一個戒心，與這些特務說一些用不著的話不應該。
有一次，那是1955年10月28日，長春下大雨的一天。四個幹部到長春監獄，找我瞭解國民黨吉林省財政廳長姜守全的材料。這四個幹部有三個穿著夾呢大衣，一個穿著風雨衣，兩個挾著黃皮公事包，年齡都在35歲以上。坐下之後，一個問，其他三個人在旁邊聽。在我答話的時候，那個高個的，有40歲的人，兩眼一會兒看著我，一會兒又看看房頂，他雖然不說話，但這些舉動能引起他們三個人的注意。我說了一段話，這三個人都要看看他的表情。我心中明白了，問話的人不是負責的，這個高個是決定問題的。果然，他說話了：“姜守全與軍統的關係，是組織關係還是像你方才所說的朋友關係？我們要了解他在吉林的社會關係。他在離開吉林之前，有沒有佈置潛伏組織？在北京他都有些什麼社會關係？”
像這樣瞭解材料，都是全面的掌握了姜守全材料之後，才往外發展——他的親友，他的部下，他的同事等等，這幾個人不是一些下級幹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