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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這更證明我仍愛你。”我堅決地說，把她的臉扳過來，“你是不可能從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沒有忘記過你，在湘江賓館一見到你，我就感到我還愛著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記你，恨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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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二姐從馬來西亞回國的時候也是這麼對我說的。“我一直沒有忘記過你，”
二姐說，“還記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溝裡嗎？那是個冬天，你跌得滿身泥水，我脫下紅棉襖包住你，還幫你揩褲腿上的泥。”我不記得了，我說：“記得。”“那天我病倒了，”
二姐回憶說，“發高燒好幾天，爸爸還罵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馬來西亞的太陽要毒辣些。二姐滿身綾羅綢緞，戴著金耳環，金項鍊和寶石戒指，但仍掩飾不住歲月流逝的痕跡。二姐在我依稀的記憶中是俊俏的美女，父親很愛她，當她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喚我幾十年未用的小名說，“爸爸死在馬來西亞，他老人家死前說他的骨灰要葬在故鄉，他不願埋在馬來西亞。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歲，壽終正寢。”我對父親已經沒有記憶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說，“我只記得爸爸最後一次開輛油綠色的小汽車來鄉下接我……”
“爸爸經常念你，”二姐說，“尤其是後面幾年。”我很慚愧，父親在我記憶的荒島上一點面積也沒佔。“我不記得爸爸是什麼相了，”我說。
二姐是先到鄉下老家，找到我姨媽（母親的妹妹），由姨媽和表弟陪來的。二姐在我家住了五天。她走的前一天拉著家雲（我女兒）買來了冰箱、錄影機、照相機（彩電，洗衣機和收錄機我有）和一輛給家雲上學騎的女式鳳凰單車。她叫了輛計程車送來，使秋蘭高興得同下了蛋的母雞一樣唱個不停。“小毛，你還需要什麼只管說。”二姐說，“我還有些錢。”“全齊了，”我說。二姐走的時候給了家雲二千美元，給了我五千美元，給我母親也五千美元，而且她用我的名字（瞞著我）從馬來西亞匯來二萬美元給伺家壠中學建教學樓，當何家壠中學校長和支部書記向縣教委要輛吉普車，跑來請我去剪綵時，我還以為他們找錯了物件。“沒錯，”校長說，“你二姐在信上註明白了，這二萬美元就當是你捐的。”校長把設計的教學樓平面圖一張張給我看，我費力地看也看不懂。校長說。“我們來請你去破土剪綵。”我拒絕道：“破土剪什麼彩？要剪綵等建好了我替我二姐去剪綵。”我給二姐去了封信，責備她沒把捐錢的事告訴我，代替她回信的是我侄兒國榮。二姐於那年回去不久就因肝癌死在馬來西亞了。“病是突發的，”國榮說，“從發病到死只三個星期，快得閃電一樣。”
1984年5月侄兒國榮從馬來西亞回來了，從計程車上下來，手捧兩個骨灰盒。他身後還鑽出個金髮女人，國榮稱她“太太”。秋蘭臉上的笑容多得掉到了地上，“我一眼就認出你了，”秋蘭仔細閱讀過二姐帶來的影集，“比照片還結實，像拳擊運動員。”國榮有拳擊家的體格，肩寬腰圓，一雙手很大很厚，握著我的手時我感到我的手太小氣了。
“舅舅，”他說，聲音同打雷一樣份量很足。
他30歲出頭，他的側面像使我想起電影裡的彭德懷元帥。“舅舅，媽媽常說起你。”
國榮說，面對面地望著我，顯出一副老於世故的相，國榮的眼神有點像二姐的，只不過比二姐的更堅定，看人時似乎是有東西砸在你臉上。“你媽媽有福氣，一看你就是有出息的相。”我說。
第二天我們一併去了鄉下我姨媽家。
父親和二姐的墓與我外公外婆的為鄰。爺爺奶奶以及曾祖父曾祖母的墓已找不到了，那片墳山七十年代給下鄉知青改造成了梯田似的果林園，種滿了西瓜和桔子樹。那天——那是個萬里無雲的五月天氣，陽光充滿菸草味，世界一片新綠。上午10點多鐘我們到了姨媽家的禾塘上。我捧著父親的骨灰盒，國榮抱著二姐的骨灰盒邁下車時，一掛五千響的鞭炮就把雞鴨炸得東奔西躥。我和國榮撲通跪下，等表弟擎著的那五千響鞭炮（昨天我打電話告訴了他）炸完，才爬起身來。父親和二姐熱熱鬧鬧地回來了，我想。表弟說他已請了4個人在後山掘墓穴，問我是不是去看一下。
我說：“不必。”我們邁進了姨媽家。姨媽家這幾間房屋在村裡算破舊的，這幢房子還是50年代舅舅死前出錢建造的。家鄉的山水田野樹木在五月的陽光下透出一種憂傷的新綠，我離開家鄉30多年了，似乎一切都沒怎麼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