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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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樓，也是實體的幻景，沒有同樣的實體，它便無從產生。關於不同時代的現實主義名稱問題（例如，我們今天往往要在現實主義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並不十分重視。他認為，不同時代、不同條件下的作家們進行創作，會很自然地互相區別開來，用不著特別加上一個什麼名詞。後來，我們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談話裡，更詳細地談到了這些問題。客問：“我看你近來寫文章，只談現實主義，很少談浪漫主義。”“是的，我近來不太喜歡談浪漫主義了。”

“什麼原因呢？”

“我以為在文學創作上，我們當前的急務，是恢復幾乎失去了的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是古今中外文學創作的主流，它可以說是浪漫主義的基礎。失去了現實主義，還談什麼浪漫主義？前些年，對現實主義有誤解，對浪漫主義的誤解則尤甚，已經近於歪曲。浪漫主義被當成是說大話，說絕話，說謊話。被當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裝瘋賣傻。以為這種虛妄的東西越多，就越能構成浪漫主義。因此，發誓賭咒，撒潑罵街也成了浪漫主義不可缺少的東西。”

“我認為浪漫主義雖是文藝思潮史上的一種流派，作為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必須以現實主義為根基。浪漫主義是從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升華出來，沒有憑空設想的浪漫主義。海市蜃樓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質基礎，才能出現。”“我注意到，你在現實主義之上也不加限制詞。這是什麼道理？”

“我以為沒有什麼必要，認真去做，效果會是一樣的。”①

這樣一個腳踏實地，熱烈地執著於現實的作家，不知怎麼一來，當“文革”剛剛結束，卻有人傳說他看破了紅塵。訊息傳到北京，一次，周揚到天津來，問他：“你看破紅塵了嗎？”他說：“沒有。我塵心很重。”

是的，他確實塵心很重。他讀《莊子》，用的是王先謙的集解本，看見他在序裡說：“餘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三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為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對這種說法，他很不以為然：“如果莊子本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就不可能寫出這樣充滿喜怒哀樂的文章了。凡是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為作者對現實感情過深產生的。這一點，與‘衛生’是背道而馳的。”①對於《紅樓夢》，他也是這樣看的，曹雪芹如果抱著“出世”思想，他根本就寫不出這樣的書來。

孫犁在“文革”期間，尚且“對生之戀慕，不絕如縷”②，怎麼可能在“文革”之後看破紅塵呢？他倒是買過一些佛經，有的是為了練習毛筆字（那些石刻或影印的唐人寫經，大都書法精良，惹他喜愛），大部頭的，很難卒讀，他只讀過一篇很短的“心經”，覺得作為文化遺產，佛教經典是可以研究的。但他絕不相信，生當現世，會有人真正信奉它。就是佛教的盛世，如南北朝和唐朝，對佛教的崇奉，也只是政治作用。至於百姓出家，大都為了衣食；而一入佛門，苦惱甚於塵世，這從小說裡也可以看到。這就是他對於佛教的看法。看法如此，他怎麼可能看破紅塵呢？

據此，當有人傳說賈平凹也有“出世”思想的時候，他同樣是不相信的。“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臺，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與現實絕緣到如此程度，怎麼還當得成作家？反之，一個一向熱烈地寄情於現實的作家，也是不會嚮往佛門的。

孫犁說：“我從來也沒有想到西天去，我覺得那裡也不見得是樂土。你看小說，唐僧奔那兒去的時候，多麼苦惱，他手下那兩個幹部，人事關係多麼緊張。北京團城，有座玉佛，很美麗，我曾為她寫過兩首詩。但我並不羨慕她那種處境，雖然那地方，還算幽靜。我沒有看破紅塵，我還要寫東西。”①

為了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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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文壇實在很不清靜，生活中擾人的事情也太多了。為了前進，他竟需要隨時忘記一些事情。

他想起抗戰期間在晉察冀工作的時候，和一位同志閒談，不知由何引起，這位同志說：“人能忘和能記，是人的兩大本能。人不能記，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他那時年輕，並不以這話為然，以為他有什麼不幸或不快之事壓在心頭，所以才這樣說的吧。

這也不錯，孫犁那時確實年輕，很富於幻想和追求，他可以坐在道邊、河邊、樹下或山頭，追念往昔，瞻望將來，醉心於甜蜜的遐想之中，忘記了周圍的一切。

後來，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加，煩惱和憂愁多了起來，這才重又想起那位同志的話，並開始贊成。特別是十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