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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贈，不算慷慨，困難時候，一飯之邀，就令人感到溫暖如春了。“現在想來，那時的同志關係，也不過如此。我覺得這樣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①他和張冠倫是1916年抗戰勝利後在冀中認識的，張為人熱情厚道，他負責的紙廠是一個土紙廠，在一家場院裡，設有兩盤石碾，用騾拉，造的紙專供《冀中導報》用。
在這個小區，他還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過工作。這已經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學，每天晚上，孫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課室召集貧農團開會，散會的時候，常常是星斗闌干，甚或雞叫頭遍了。學校的老師們都和他關係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長總是把他邀來，並請一位青年女教師端給他一碗非常豐盛的菜餚。“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實講有些近於乞討，所以每請必到。”②吃飽了，就和老師們娛樂一番，他出的節目，照例是京戲。
就在這期間，《冀中導報》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對他進行批判。
問題弄得這麼嚴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關，此外，也和“知名度”有關。先時，他在延安寫的幾個短篇，如《荷花澱》、《蘆花蕩》③等，曾由張家口電臺廣播，《晉察冀日報》加按語予以轉載。他到河間後，《冀中導報》又登了那樣一個短訊，稱他為“名作家”，這件事雖然使他“苦惱”①，卻使一些人感到“駭人聽聞”。這些可以說是誘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則是他的兩篇作品。事情是這樣的：1947年，他到了舊遊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陳喬的家裡。這本來也是抗戰期間養成的習慣，住在有關係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顧。那時講統一戰線，住宿並不注意階級成分，住在地主、富農家裡，物質條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導報》上發表了那篇題名《一別十年同口鎮》的通訊，末尾講了幾句朋友交情的話：“進步了的富農，則在盡力轉變著生活方式，陳喬同志的父親母親妹妹在晝夜不息地卷著紙菸，還自己成立了一個煙社，有了牌號，我吸了幾支，的確不錯。他家沒有勞動力，賣出了一些地，幹起這個營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這種家庭生活的進步，很可告慰我那在遠方工作的友人。”這些話，今天看來固無問題，在當時也符合黨的政策（文章裡說的情況，是當時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會議上，這卻是他受到批判的一個理由。再就是那篇發表於同年《冀中導報》上的《新安遊記》②。新安地處白洋淀一帶，地勢很低，四面臨水，在一個霧氣很重的黃昏，他從端村到新安城牆附近轉了轉，回去很快寫成了這篇小說，結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錯了，這就被定為“客裡空”的典型。652孫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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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孫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給康濯的信裡說：“所苦惱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來，要去陪著，開什麼會，要去參加，有什麼事，要簽名。我是疏懶慣了的，常自覺鬧出了欠妥之處，煩憂的很。”——《陋巷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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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總的看來，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會性原因，並非文字之過。當批判的訊息傳到孫犁的家鄉東遼城，人們不知“客裡空”為何物，不只令老母懸念，也加重了對家庭的鬥爭。孫犁自己總結這件事的教訓是：一、率爾操筆，缺乏調查；二、去新安時，未至縣委聯絡，那裡的通訊幹事，出面寫了批判文章，並因此升任《冀中導報》記者；三、報紙吹噓之“名”，引起人之不平①。
應該說，他的作品受到報紙的公開批評，這並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說《碑》②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導報》上發表後，《晉察冀日報》副刊上就登出過署名白樺（據康濯說，這個白樺，不是現在的作家白樺，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傳部負責人的白樺，其情況不詳）的批評文章，不過性質和這一次不盡相同，也遠沒有這一次規模大，但究其根源，也還是一個“左”。孫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裡答辯說：“……我覺得他（指白樺——筆者）提出的意見是對的，但有些過於嚴重，老兄知道，咱就怕嚴重，例如什麼‘讀者不禁要問：這是真實的嗎？’我不是讀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說是真實的，因為事情就發生在離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說《琴和寓》、《鍾》③，也都在不同的場合，受到過至少是不盡公平的批評。這些批評，雖然微不足道，但，“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誰能說像《冀中導報》上那樣大事張揚的批判，和這些批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