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艱難地走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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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過學。我們和其他人一起，創立了非國大青年聯盟。1952年，我們一起投身“藐視運動”，參加了反政府大罷工，在“叛國罪審判”中也一同受審。

第4節。

那些年，我們一起在法庭附近的辦公室裡上班。每天早晨，辦公室裡都有一隊隊耐心等待的人群。等候室的椅子不夠，人們就站到走廊裡。我和曼德拉要從他們面前一一走過，才能來到辦公桌前。

南非的囚犯數量位居世界前列，國際聲譽不佳。監獄裡擠滿了非洲人，有些犯的是重罪——種族隔離社會中的暴力犯罪一直在增長；但有些只是觸犯了法規的輕罪，在真正的文明社會，絕不會被判入獄。失業是犯罪，因為如果非洲人的通行證上沒有官方認定的就業章，遲早都會被捕。沒有土地也可能是犯罪，我們每週都要會見來自鄉村的農民代表，他們受盡了冤屈和苦難，向我們傾訴：他們家族世世代代耕種著那一丁點兒土地，如今他們卻要被趕走。釀造、飲用非洲啤酒，用以此得來的微薄收入來補貼家庭開支，也是犯罪；女人如果這樣做，會面臨更大數額的罰款和牢獄之災。對白人不恭敬也可能是犯罪。非洲人如果住在“錯誤”的地區——即當局認定的白人區、印度人區或有色人區，也可能是犯罪。

南非種族隔離的各種法令，將無數無辜的人變成了“罪犯”。種族隔離激起了人們的仇恨和不滿。年輕人本該接受教育或學習手藝，卻在街上游蕩，拉幫結派、報復社會，因為這個社會只給了他們一條貧窮或犯罪的死路。

我們的辦公檔案記錄著幾千個這樣的故事，就算我們合夥開事務所之前沒有參加過反抗南非種族隔離的鬥爭，辦公室裡的所見所聞也能彌補這一遺憾。我們已經是專業人士，但每一次開庭，每一次到監獄裡會見委託人，都讓我們想起印在同胞身上的屈辱和苦難。

納爾遜曼德拉出身於特蘭斯凱王族，從小就在為今後舒適、尊貴、體面的生活做準備。他於1918年生於烏姆塔塔附近，是一位滕布族酋長的長子。他十二歲喪父，由部族的大酋長負責其撫養和教育。

納爾遜曼德拉、政府的主要反對者滕布族大酋長薩巴塔、特蘭斯凱地區大部長④兼國民黨政府的主要合作者凱澤馬坦齊馬，這三個人小時候是在一起接受教育的。十六歲時，納爾遜曼德拉前往黑爾堡，我們在那兒初次相見，確切地說，那是在一次學生罷課的熱潮中。

黑爾堡學習結束後，我們各奔東西。我到約翰內斯堡的聖彼得學校擔任數學老師。這所學校後來被當局關閉，因為學校不肯屈從政府專為所謂“劣等”非洲人制定的一些特殊規定（《班圖教育法案》）。該校畢業的一批批年輕人先後加入非國大，因為那是我們爭取權利的愛國民族運動的領導機構。

曼德拉的父輩及兄長們為他安排了部族包辦婚姻，於是他決定逃離特蘭斯凱。在約翰內斯堡，他第一次瞭解了城市中非洲人的命運：擁擠不堪、沒完沒了地突擊檢查通行證、拘捕、貧窮，以及白人統治所帶來的無盡羞辱和煩擾。

在那個關鍵時刻擔任非國大秘書長的沃爾特西蘇魯認識了曼德拉，建議並敦促他學習法律。曼德拉透過函授獲得了文學學位，後來在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修習法律學位課程，隨即在一家白人事務所見習。1944年，我們在非國大青年聯盟再次相遇。

納爾遜這個人充滿激情，情感豐富而敏感，面對侮辱或屈尊俯就的行為會感到義憤填膺並迅速反擊。他有一種天生的威儀和難以抗拒的魅力；他高大英俊，儀表堂堂；他信任年輕人，也能贏得年輕人的信任，因為他能體會他們的迫切心情；他也能贏得婦女們的喜愛。總之，他忠誠、勇敢，是天生的群眾領袖。

第5節。

納爾遜逐漸發現，當局的鎮壓非常殘暴，不允許群眾集會遊行，人們的怨恨和希望也無法用這種方式得到宣洩和實現。領導組織大規模群眾集會，作用有限；政府充耳不聞，很快，催淚彈和槍口就對準了人民。

我們籲求的正義性得不到認可。曼德拉這樣的領袖也日益受人歡迎，而這更促使政府進行反擊。曼德拉被禁止演講，禁止參加集會，禁止離開約翰內斯堡，禁止加入任何組織。此時，演講、遊行、和平抗議、組建政治組織，都成了非法行為。

非洲人的抗爭，面對的是非洲最強有力的對手：一個工業化程度高、武器裝備精良的執政當局，其中有個狂熱的白人團體，一心要保衛他們的既得利益，維持他們的偏見。而且，美國、英國、西德、日本的投資，與這個全球利潤最高的壓迫體制同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