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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童小鵬應該深刻檢討，但請注意不說“隨傳隨到”，改說“批判必到”，因如“隨傳隨到”，我要找他們問事辦事，將無法找到人了。
周恩來給了江青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
後來，周榮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勢基本平靜才出來。
一波未平，兇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鑄被打倒的第五天，陳伯達在接見造反派時，別有用心地說：“在毛主席身邊的劉、鄧路線者，除了陶鑄之外，是否還有別人呢？可能還有個把子，至少！”
陳伯達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造反派不難悟出：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邊的幾個常委，除了林彪、陳伯達、康生外，就只有周恩來了。
2月，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總理和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四位軍委副主席先後在京西賓館和懷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
中央文革一夥趁機在毛澤東面前告黑狀，把“三老四帥”的抗爭誣為“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企圖打倒圍繞在周恩來左右一起搏擊“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與他們的倒行逆施作鬥爭的“三老四帥”，使周恩來孤掌難鳴。
在中央文革一夥看來，實施了對“三老四帥”的打擊，就等於突破了周恩來外圍的最後一道防線。
大鬧懷仁堂事件後，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來，一直由周恩來主持，有“三老四帥”及有關負責人參加，處理黨和國家大事的政治局碰頭會開不成了，周恩來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參加成員大多是中央文革一夥的中央文革碰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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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總理的權（3）
在對“三老四帥”的7次批鬥會上，中央文革一夥把批判矛頭同時指向周恩來。周恩來被誣為“二月逆流的總根子”，是“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復辟的總代表”。
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寫下了一首詩，題為《賀北京反逆流初步勝利》。
這首詩傳到了北航造反派頭頭韓愛晶的手中。他讀後認為：詩意，是可以反周恩來了。又在筆記本上寫道：奪總理的權，與總理的鬥爭要公開化了。
說公開就公開。
在4月到5月間，北京街頭出現了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主要內容是：
“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
“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制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絕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親密戰友，絕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來絕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不僅要揪出中國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國的米高揚；”
“要把矛頭直指周恩來這個大黑窩；”
……
與此同時，一些造反派還公然在大小會議上振振有詞地宣稱“炮打周恩來”的所謂依據和理由：
“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
“不掃除來自總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陳毅。”
“17年來，總理主管外事，有很多東西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許多副總理都垮了，這個難道是偶然的嗎？與總理沒有關係嗎？”
“總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
“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相差很遠。”
……
江青是裡應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周恩來提出：“鞍鋼亂起來了，生產受到嚴重影響，是不是請富春同志去處理一下。”
江青當即發難：“你總是生產、生產，你只要生產，不要革命。”
周恩來分辯道：“不搞生產，人民吃什麼，用什麼！總不能去喝西北風嘛！”
江青一觸即跳，歇斯底里：“你一貫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來平心靜氣地反駁：“你說的不是事實。除了文化大革命，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還有許多具體事務。毛主席接見一千多萬紅衛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沒管一個，都是各部、北京市、軍隊安排的嘛！”
江青啞然片刻，隨即又指責：“你這個也不讓批，那個也不讓批，你的確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你就是不相信群眾。”
周恩來也激動地站起：“你們敢保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