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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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陷賀龍的“二月兵變”問題，周恩來當著康生的面，嚴肅地說：據我知道，沒有這回事。“備戰、備荒、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會議上提出的方針嘛！是執行主席的命令嘛！

一旁的康生低著頭，一聲不吭。

地處山區的象鼻子溝冬天來得特別早。雖然還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卻有點寒意了。國慶節過後，賀龍發高燒，吃飯總吐。周恩來得知後，提出送三0一醫院治療，但遭到江青一夥的反對。

忍看親朋成冤魂秋天到了，天氣涼了，樹葉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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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的“問題”（4）

周恩來曾對賀龍說，秋天我去接你。這是基於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勢的緩解。當時，中央曾有這樣的考慮：二三月間見眉目，四五月間見分曉。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氣候並沒有因為秋涼而緩解，相反，繼續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葉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謀下，賀龍又被誣陷為“叛變投敵”，列為專案審查物件，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准立案審查。康生、葉群等人把持了賀龍專案組。從醫院回到象鼻子溝後不久，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魔掌，與周恩來的聯絡也斷了，原來負責賀龍醫療的醫生也失蹤了，換上了他們授意的醫生。失去保護的賀龍元帥受到更為殘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賀龍元帥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絞盡腦汁，保護遭林彪、江青一夥打擊、迫害的老幹部，保下來了大多數，但由於種種複雜原因，周恩來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有些幹部努力保了，還是沒能保下來。賀龍就是其中的一個。

對於賀龍的死，周恩來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悲哀。他極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戰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能保住。這樣一位與自己從南昌起義的戰火中走過來的老革命家就這樣被迫害致死，周恩來的表面平靜如水，內心卻洶湧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秘密保護（1）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迫害和造反派的衝擊。

一些造反派為炫耀自己的“能幹”，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揪到北京，遊街示眾。

周恩來曾派自己的聯絡員轉告造反派頭頭，制止這種亂揪亂斗的行為。

毛澤東對這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做法也有不滿。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卡博和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周恩來參加陪見。

談到眼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

2天之後，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江青、陳伯達等人打擊老幹部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和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嗎？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

毛澤東這麼一說，周恩來心中有底了。他根據毛澤東要保江華、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等人的意思，頂著林彪、江青一夥的壓力，把保護範圍擴大到所有受衝擊的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並把他們接至北京保護起來。

周恩來先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幾位副總理寫出報告，然後由他把報告送給毛澤東批准。真可謂用心良苦。

2月初，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後兩次寫報告給周恩來，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負責人接到北京。

2月8日，周恩來將這兩份報告轉送毛澤東批准，並附信建議：對葉飛、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等同志均擬先接來北京養病。

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這樣，在周恩來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衝擊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陸續被接至北京養病。名為養病，實為保護。

2月9日晚上，周恩來透過軍委一號臺要通了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的電話。

“得志同志，你還好嗎？譚啟龍同志現在在哪裡？”

文化大革命中，譚啟龍是遭受衝擊比較早的地方領導幹部之一。1966年11月初，紅衛兵要求參加省委為傳達中央工作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