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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周先生同我協商，按著合同約定讓我在12月底前交付第二次修改稿。
第二天早晨，我一個人悄悄地離開了賓館……
記得德爾·菲利普斯說過：“失敗是什麼？失敗是走向成功的開始，是通向成功的第一步。”
這話說起來容易，但要做起來並不那麼簡單。
我覺得專家的意見提得很對，尤其著名影視評論家劉揚體先生及央視影視部一位副主任談得非常好。他們讓我脫離原型，大膽地構思，剪斷真實故事對我的束縛……
於是，我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推翻原劇本，重新構思創作一部二十集的劇本！
可是，要在短短兩個月時間內重新創作一部二戰時期的二十集大戲，談何容易！
記得美國一名黑人短跑運動員，當他第三次戰勝傷病重新站到世界比賽二百米的跑道上時，剛剛衝出彎道就突然發生了跟腱斷裂。在一片惋惜聲中，他單腳跳著向終點奔去。他父親從看臺上跑下來攙扶兒子，勸他：“孩子，你表現得已經非常出色了，你可以停下了！”他卻哭著，始終不肯停下。父子倆攙扶著，流著淚，一步一步一直跳到終點。看到這一幕，我堅信這個黑人運動員早晚有一天會站到世界冠軍的領獎臺上。後來果然如此。
世界冠軍雖然只是淘汰率最快的短暫，但冠軍精神卻是人類永恆的財富。
我年輕時曾當過專業速滑運動員，雖然我只是一個冰場上的二等“殘廢”，但運動員那種無堅不摧、從不服輸、勇於拼搏的精神，卻給了我永恆的激勵，成為我一生的主宰——它要我永不言敗，永不退卻，勇往直前！
再說，我從小在黑龍江的暴風雪中長大，北方的寒冷造就了我的個性。它要我跌倒了必須爬起來，否則就會凍死在荒郊野外。殘酷的嚴冬絕不會可憐一個小孩兒的眼淚。從小在風雪中摔打，所以摔跟頭對我來說並不算什麼。
於是，我很快就從被推倒的廢墟上站了起來，迅速調整好心態，立刻著手重新構思劇本。
12月19日，周先生派瀟湘電影製片廠的責任編輯潘宇凡來哈爾濱跟我交流劇本的修改意見，住在我家裡，我先生負責我們的一日三餐。小潘也是編劇，人很隨和，也很正派，我們充分交流了下一稿的意見。
三天後，小潘離去了。我把自己關在書齋裡一關就是兩個月。不過，每天晚間仍然去游泳館遊一千米。這年冬天的哈爾濱特別冷，零下三十多度，而我卻風雪無阻。我覺得游泳是我放鬆神經的最好去處，否則我無法保證連續戰鬥。
歌德說：“人的潛能就像一種強大的動力，有時候它爆發出來的能量，會讓所有的人大吃一驚。”
是的，有時連自己都不敢相信能爆發出那麼大的能量！
《生命的吶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十節（1）
這次劇本的構思完全脫離了歷史的真實。
故事從1940年5月納粹佔領比利時開始寫起，中國女留學生金玲因丟失了回國船票而流落到布魯塞爾街頭，偶然遇到地下反戰組織成員維克多醫生，跟他來到小鎮給他當護士，兩人漸漸產生了愛情。金玲跟隨維克多從此走上反戰道路，後來透過納粹將軍霍夫曼，拯救了許多要被蓋世太保處死的反戰志士……
如何塑造金玲和霍夫曼這兩個主要人物是劇本的關鍵。
金玲是一個流落異國他鄉的中國留學生，她的行為不能脫離這個現實。所以，我沒有把她寫成無所不能的“英雄”，而是讓她的行為隨著比利時人民反戰的不斷深入而不斷發展，讓她從一個單純柔弱的女留學生逐漸成長為一名反法西斯戰士。因此，我在劇本中塑造了維克多、豪特、西蒙、蘭伯等許多勇敢堅強的反法西斯戰士，謳歌了比利時人民在反法西斯戰鬥中的偉大精神。
生活的真實不等於藝術的真實。如何讓納粹將軍霍夫曼幫助金玲營救反戰人員的行為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及可信性，這是擺在我面前的一大難題。
為此，我從幾個方面來為他的行為進行鋪墊。首先，我設計霍夫曼在中國因車禍住進金家，使身為骨科專家的金玲父親對霍夫曼有著救命之恩。其次，我把霍夫曼妻子寫成一個善良而富有正義感的音樂家。當他們十六歲的兒子應徵入伍時，她讓霍夫曼向上級求情留下兒子，卻遭到霍夫曼的拒絕。他們夫妻間開始了一場激烈而深刻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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