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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局，裡邊還亮著燈。考慮到裡面有敵人頑抗，我們先用槍打滅燈光，然後搭人梯翻過高牆入屋，開啟大門。軍政委走上樓拿起電話筒，和周圍的縣城通起話來了。
“喂！我要羅田！羅田嗎？我是太湖，我是太湖！我們被共軍包圍了，請你們快來援助。”政委故意發出驚慌的語調。對方的回答是，他們那裡也很緊張，已經自顧不暇了。政委又向黃梅、宿松、潛山等縣打了電話，回答都是大同小異，不是說長官不在，就是推託無人。政委打了好一陣電話後，露出笑容，風趣地說：“他們都不來，那我們就在這裡休息一天再說吧！”
戰鬥結束後，部隊開啟敵人的全部倉庫，繳獲了大批棉布，使每個指戰員得到一套夾衣料子。經自己動手裁剪、縫製，我們都穿上了新裝，黑的、藍的，卡嘰的、斜紋的，形形色色，一派簇新，顯得格外精神。我們還在太湖城內發動群眾分糧、分鹽、分衣物，對周圍的幾個縣影響很大，一些群眾都自動開展抗捐、抗稅和分糧的鬥爭。到十月間，我軍在英山、太湖交界地方，建立了一塊縱橫三十里的遊擊根據地。
傳播革命友誼的懷錶 徐文伯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裡，珍藏著一塊不鏽鋼殼的懷錶。這塊表，看上去平平常常，誰知道它卻凝聚著老一輩革命家之間的深情厚誼，並銘記著我父親徐海東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一番不尋常的經歷。
事情還得從瞿秋白同志談起。
那是一九二○年冬天，瞿秋白同志作為《晨報》的新聞記者，乘坐中東鐵路火車到了莫斯科。當時年輕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面臨很大的困難。為了響應蘇聯政府收集金物的號召，瞿秋白同志主動把自己的一塊金亮懷錶交給蘇聯政府，於是蘇聯政府就回贈他這塊鋼質懷錶，作為紀念。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主持召開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會上基本上結束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就在這次會議期間，他將這塊懷錶轉贈給共同反對過立三左傾錯誤的老戰友沈澤民同志。
一九三一年，沈澤民同志帶著這塊表到鄂豫皖邊區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後，留下的地方武裝組成紅軍第二十五軍，我父親任軍長。沈澤民同志留下擔任鄂豫皖蘇區省委書記。我父親和沈澤民同志同心協力，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堅持鬥爭，在鬥爭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九三三年，沈澤民同志將此表又轉贈給我父親。從此，我父親就帶著這塊表，指揮紅二十五軍，同二十多萬國民黨軍隊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保衛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沈澤民同志在鄂東不幸病逝。從此這塊表便又成為我父親紀念沈澤民同志的珍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父親帶著這塊表，同吳煥先等同志一起率領紅二十五軍開始長征。一九三五年九月，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與劉志丹等同志領導的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勝利會合，成立了紅十五軍團。我父親又帶著這塊表，和劉志丹同志共同指揮勞山戰役，全殲了東北軍一一○師；接著又指揮紅十五軍團打下了榆林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父親帶著這塊表，率領紅十五軍團參加毛主席、周恩來同志親自指揮的著名的直羅鎮戰役。直羅鎮戰役勝利結束後，我父親就將這塊珍貴的懷錶奉贈給由紅一方面軍和軍委縱隊合編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司令員彭德懷同志。此後，彭伯伯又帶著它南征北戰，屢建戰功。一九四六年，楊之華媽媽（瞿秋白同志的夫人）從新疆出獄回到延安。彭伯伯為了安慰楊媽媽，就將這塊飽經風雨烽煙、輾轉傳播革命友誼的懷錶，送還給她。
新中國成立以後，楊媽媽為了紀念那些為祖國、為人民艱苦奮鬥、流血犧牲的同志們，為了讓後代學習黨的好傳統、好作風，遂將這塊懷錶捐獻了出來。
跟海東同志在一起 詹廣華一九三三年九月間，按照師部佈置，我們營開到雙河二區，保衛秋收。一邊幫助農民秋收，一邊整訓部隊，準備打仗。七八天後，北邊有不少農民“跑反”過來，說戴民權的隊伍又來了。我們原來也曾有所估計，上次，戴民權剛一露頭，就被我們打了回去，肯定是不死心的。這一次進犯，可能是更加瘋狂，我們便作好了迎擊敵人的準備。在構杞嶺的九曲灣一帶，和敵人交了火後，我們就撤到馮家祠堂，待機殲敵。
這時，紅二十五軍副軍長兼七十四師師長徐海東，派人前來跟我們聯絡。朱營長讓我去迎接徐海東同志。在這以前我聽過他幾次講話，知道他足智多謀，英勇善戰，人稱“徐老虎”。他對同志和藹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