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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誘敵深入”，“先疲後打”，是徐海東軍事指揮藝術的顯著特點。�1935年4 月20日，蔣介石對鄂豫陝蘇區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失敗後，又調集30多個團的兵力，對鄂豫陝蘇區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的“圍剿”，企圖徹底消滅紅25軍和摧毀鄂豫陝蘇區。面對敵軍的大舉進攻，徐海東根據程子華所介紹的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戰略方針和紅一方面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經驗，堅決主張採取“誘敵深入”、“先疲後打”的方針，充分利用蘇區內的人民、地理等有利條件，最大限度地調動敵軍，分散敵軍，疲憊和沮喪敵軍，造成和發現其過失，乘機消滅其一路或幾路，以粉碎其第二次大規模的“圍剿”。中共鄂豫陝省委採納了徐海東的這一正確意見，並制定了具體的作戰計劃。6 月初，徐海東等率領紅25軍由湖北鄖西二天門出發，北上商縣地區，直插敵東北軍第67軍側後雒南庾家河（今屬丹鳳）一帶，迫敵改向北進。6 月中旬，徐海東等為了進一步調動、分散和疲憊敵車，率領紅25軍包圍了商縣縣城，攻佔了富水關，佔領了青山街，並乘勝於16日襲佔荊紫關，奪取了敵第44師的後方補給站，打亂了敵軍的“圍剿”部署，並使“圍剿”之敵疲勞、沮喪，士氣低落、逃亡、疾病嚴重，減員很大，特別是敵第44師多數連隊都減員三分之一以上。緊接著，徐海東率領紅25軍西進，6 月25日進到鄂豫陝蘇區邊緣的黑山街，7 月1 日進入蘇區中心區袁家溝口地區設伏，待機殲敵。7 月2 日，當尾追之敵警備第1 旅進入紅25軍的設伏地域後，徐海東指揮紅25軍突然向其發起進攻，斃傷敵團長以下官兵300 餘人，俘敵旅長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餘人，繳獲輕重機槍40挺，長短槍1600餘支，勝利地粉碎了敵軍的第二次大規模“圍剿”。之後，徐海東在率部參加的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西征戰役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的長江以北地區的作戰，都堅持運用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戰略方針，實行先疲後打，連續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二實行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是徐海東指揮紅軍作戰的基本戰法，也是他軍事指揮藝術的又一重要特點。毛澤東在總結紅軍反“圍剿”作戰的經驗時，曾明確指出：“在沒有廣大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根據地打來打去只有一支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我們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戰，對於我們，不但防禦時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對此，徐海東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於受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忽視了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基本實際，對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長期性、艱鉅性認識不足。他們為了實現中共臨時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計劃，對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後的形勢做了錯誤的估計，“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他們錯誤地認為：敵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已經走入失敗的地位”，“農村中蘇維埃政權已經鞏固起來”，我們今後的總任務是消滅蘇區內的敵人，“奪回中心城市，迅速的與鄂東北、豫東南、皖西北的蘇區的游擊戰運動戰打成一片”，“恢復整個鄂豫皖蘇區”，“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造成戰勝帝國主義的先決條件”。郭家河戰鬥勝利後，省委又錯誤地認為：在鄂豫皖蘇區的敵軍已處於守勢，紅軍進入“反攻時期”，要求紅軍實行冒險進攻，迅速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並於1933年3 月7 日發出《鄂東北通訊》，號召蘇區廣大軍民“趁熱打鐵”，“奪回中心城市”，“首先奪回七里坪、紅安縣、新集、宣化店”，“恢復整個蘇區”。徐海東認為這是一個完全脫離鄂豫皖蘇區實際的決定，堅決反對冒險進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圍剿”鄂豫皖蘇區之敵總兵力這時仍有15個師零4 個旅，加上地方反動武裝，超過紅25軍近20倍，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並無改變；蘇區的全部城鎮和交通要道及廣大農村仍被敵軍控制著，敵軍仍在加緊構築堡壘，不斷進行“追剿”、“進剿”、“清剿”，紅軍的處境仍然十分險惡；七里坪是鄂東北地區的重要集鎮，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稱大小霧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特別是敵軍於1932年12月佔領七里坪後，即在其周圍加緊構築碉堡、圍牆、壕溝，設定鹿砦、鐵絲網，構成了堅固的防禦體系，對紅軍的進攻造成很大威脅，尤其是紅軍沒有重武器，難以攻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