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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賣柴的農夫三三兩兩蹲在街頭，顯得十分冷落。一個頭戴草帽，身穿藍布大褂，大褂裡面偶爾露出北伐軍灰布戎裝的青年，跨著大步，汗流滿面地步在大街上，給這被灼熱空氣欲要悶死的小城帶來了生機。
“元清！”突然有幾個人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向那青年打招呼，隨後七嘴八舌地問，“你從哪裡來呀？”
“好久不見你進城了，是不是這兩年發了財，不做窯工了？”
徐海東一扭頭，只覺得面熟，卻記不清他們是誰了，便點點頭應酬幾句。他想：我這次回鄉，特意路過縣城，主要是打聽黨的縣委機關是不是還在這裡。因為自從“四一二”蔣介石叛變後，共產黨被誣為“異黨”，轉入地下了。對眼下這些人不摸底細，不能隨便暴露身份。還是打聽一下農民協會在哪吧！因為它始終是個公開的組織。徐海東蹲在一個賣小吃的老人跟前，悄悄問道：“您知道農民協會在哪裡嗎？”
老人用疑懼的目光看了他幾眼，向一個門指了指，一句話也沒有答。
徐海江懷著激動的心情進了老人指的小院。使他失望的是，喊了一圈，一個人也沒有。他呆呆地站在一堵牆前，牆上貼著兩張紅標語，那紅紙雖已褪了色，但上面寫著的“勞農神聖”、“打倒土豪劣紳”幾個大字卻依然十分清晰、醒目。
“嗨！從哪裡來的？”一個穿大褂的中年人邊進院邊向徐海東打招呼。
徐海東隨口說：武昌。“
中年人又問：南京政府是不是要和武漢政府開戰？“
徐海東有些警覺，便搖搖頭說：不知道。“徐海東意識到，蔣介石叛變的訊息，已經傳到了偏僻的小城。還是先回家去，找個熟人摸摸情況再說。他和那中年人哼哈了幾句，便離了縣城。
大別山的草木的情，似乎在歡迎遊子的歸來。家鄉的村落依舊，茅草屋比過去變得頹敗一些，山衝裡的瘠地薄田，稀疏的麥子黃了，而插下不久的稻秧還來不及返青，像是有氣無力地耷拉著腦袋。
最使徐海東心動是陪伴他十一年的徐家老窯，那徐家七代人在這兒當過窯工的大土堆子，此時正昌著滾滾濃煙。徐海東加快了腳步，赴向了窯場。
“元清回來了，元清回來了！”
燒窯的、做坯的、挖土的窯工們吵吵嚷嚷叫著，停下手中的活計，迎著徐海東，圍擾過來，問東問西。
四哥徐元江說：去年，北伐軍打到武漢後，黃安、麻城兩縣鬧農會。咱們這兒也鬧起了農會、把夏店區的李陽亭老財主打死了，可喜慶了。
“鬧農會，誰是頭兒呀？”徐海東沒等四哥說完，就急切地打聽領頭的是誰。他想，這個“領頭”的肯定是共不黨員，找到他，也就與黨組織聯絡上了。可是，鄉親們對詳細情況就不知道了。
一個窯工說：當時吹來一陣風，說是參加農會的人，就像那太平天國的長毛，決沒有好下場。接著，由地主、老財領頭又鬧起了紅槍會，農會就再沒聽說了。“
此時的徐海東已不是從前的窯工，見過世面，是個共產黨員。他在與親人團聚的同時，沒忘自己的任務：找黨組織，繼續鬧革命。可惜，剛的點線索，又斷了。他想：只好一邊在家幹活，一邊打聽訊息了。
傍晚。徐海東家裡。
房，還是那座破茅草房：床，還是那張舊木板床。
從目失明的老母，伸出一雙顫抖的手摸著徐海東的肩和胸，直問到：“還走嗎？”
徐海東理解做孃的心情，安慰著說：不走了！“
“這就好，這就好！我們徐家人，就是你不戀家裡那座破窯，可是，樹葉總歸要往樹底下落，回來不走了就好！”
老人的心思，徐海東是能體諒的。可是，當媽的不瞭解，兒子是共產黨員，還有更大、更重要的事要做。
媳婦田德載見完婚不到半年就出走的丈夫回來了，高興得直流眼淚，臉紅紅的，忙裡忙外，為丈夫張羅著茶水和飯食。
徐海東在家裡暫住，一面到徐家窯做些活計，一面四處打聽，尋找縣委領導。日子一天天過去了，還沒有線索，他總是悶悶不樂。媽媽雖看不見兒子的愁容，但已發現兒子不像從前那麼愛笑了。她以為兒子吃不下粗米雜糧，便告訴兒媳婦每天做點可口菜，飯前再倒一盅酒，讓兒子吃得高興點可是從前一次能喝半斤白乾的徐海東，如今一滴酒也不沾了。他是怕“借酒消愁愁更愁”！他腦子裡一直在翻騰的是：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翻臉了，共產黨變了非法組織，被迫轉入地下。然而，黨指示他，要奮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