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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髁死帷�1947年秋，他被送到大連做了第一次X 光透視，蘇聯軍醫發現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早已失效，又聽到徐海東多年來靠中草藥維持生命，都對他的毅力欽佩不已，認為簡直是醫學上的奇蹟。
本版撰文／國防大學教授 徐焰生平自述1900年6 月17日（農曆5 月 21 日），我生於湖北省黃破縣（現為大悟縣）徐家橋村。原名徐元清。祖上大代，是燒陶器（農村用的瓦缸和盆罐）的手工業工人。父親是容工，母親是家庭婦女，生我兄弟姐妹共十人，兄弟間排行我是老六。在我記事的時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塊（約半畝），房屋六間。父輩兄長，全靠做窯工為生。我九歲時，在我執意的要求下，才送我進了附近的私塾。當時唸書的，多是富家子弟。我家裡貧窮，穿的最破，連買紙筆的錢也拿不出來，從老師到同學，都常常譏笑我。富家的孩子嫌我身上髒，不讓我同他們一桌，老師給我起了學號，可是他們總叫我“臭豆腐”。含淚吞聲，讀了三年半書，一天因受氣不過，打了地主家的孩子，闖下了禍。地主家的孩子要我退學，老師是靠地主家吃飯的，就立刻逼我退學。我回到家，父輩們說：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勞力，吃粗飯，我們沒福分讀書，還是做窯工吧。當即送我進窯廠，做學徒小工。這年我才十三歲。
學徒一年多，還沒出師。時值荒年，生活更困難，家裡人鬧分家。兄嫂們見我年小力薄，都不肯要我。他們說靠燒窯做工養不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要我自找生路。父親年邁，喪失了勞動力，母親四十六歲生我後雙目失明，他們雖然生有十個子女，到了晚年落得無所依靠。我從小個性倔強，膽子也大，一賭氣，從家裡跑到了沔陽沙湖，替人家攬工放鴨子。
在湖北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還有許許多多放鴨娃。他們隨同大人，擔著鴨篷，攆著鴨群，在野地、湖泊裡放牧。工資低微，只能混飽肚皮。就是這種生活，我度過了一年半。覺得自己又長了一歲，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窯工了，這才又返回家鄉，重新進入窯廠。
燒陶器為生的手工業工人，多半是打夥做工，自燒自賣。我回到窯廠以後，除了在廠裡勞作，有時也挑著陶器串鄉去賣。年景好些，可以混個飽飯吃；年景不好，象討飯一樣。有一年冬天，我穿著破單褲，叫賣了好幾個村，沒賣一個小盆，凍餓倒在一家農民門前，再走不動了。幸得一家農婦給了一碗熱粥，才活過來。就是這種窮窯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後後，我在窯廠做了十一年工。由於自己手藝熟練，勞作勤謹，後來成了家，和一個農村姑娘（母親抱來的童養媳）結了婚。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後，城市的工人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我們雖然也算是工人階級，但僻居山村，不瞭解這些。我對黨派和政治更是一點不懂。從自己飽受的痛苦中，有一種革命的要求，不滿舊社會，希望改變那種人剝削人的制度，但這只是朦朧的，自發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後，鄂東北地區，開始有了共產黨的活動，但影響較小，我們聽到從武昌讀書的人回來講到俄國的十月革命，只當新鮮聽聽。我開始接觸共產黨員，是1925年初。那時我的一個同學吝積堂從武昌回來（他是1924年加入共產黨的，在武昌教小學），他和我同過學，素知我有股闖勁，仇恨土豪劣紳。他回鄉以後，常找我談談。開始也是講俄國革命，我聽不懂，對他說：“武昌我都沒到過，你別講外國人的事了。”他這才給講些打倒軍閥、地主的話。我說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壞，要打倒，要連他們的兒子都打死。他說我講的“泥巴人話”。
在音積堂的影響下，我產生了一種找革命的思想。開始想去廣東，又覺路遠，後來兩個人商量還是去武昌。他見我有決心出走，十分高興，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說：“君子一言，說話不興後悔。”我也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兩個人在趕廟會時，又具體商定，陰曆3 月8 日動身。因為家鄉有句話：“要得發，不離八。”可見，這次出走，腦袋裡不僅迷信，而且想出外“發”一下。
當時，南北方軍閥，在帝國主義扶持下，實行分工合作進攻革命勢力。中國共產黨在武昌的組織，處於秘密狀態。我們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達武昌後，兩眼漆黑，工作找不著，革命沒有門。我住在古樓大街一個小地面鋪裡，心裡又犯起悔來。吝積堂教書每月十六塊錢，不能靠他吃穿。我四處打聽找個事做，可是沒有熟人，工廠進不去，拉人力車路不熟。回家吧，又怕醜，怕家裡人說，你出去討飯回來了。吝積堂叫我暫時找個事，只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