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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不肯點個頭，專署衙內的太師椅，就別想坐牢。
仔細分析，中國的地方政治，本來就是官紳合治的局面。紳權伸張，正反映著治權的削弱。各地方的劉甲第，不知凡幾，有兩位縣長，因為和鄉紳作惡，曾被綁架，受到戴著高帽子游街的侮辱。人民痛恨官吏，把官員捆著毆打是常事，有位保長，因執行徵兵公務，而遭到身首兩處的報復。
產生上列現象的原因，罄竹難書。治權未獲有效恢復，封建餘毒盤根錯節，法律不健全，人權受踐踏等，應是主要癥結。
以俄國做樣板，贛南暗無天日的程度，還會比沙皇尼古拉斯時代更黑暗嗎？經國既受過社會主義的洗禮，抱著天下為己任的胸懷，一股戰天鬥地的幹勁，簡直就是不怕老虎的初生之犢。那句“建設贛南即建設江西乃至建設新中國偉業之一部門”的口號，何等氣慨！
經國上任的專署，僅有一所破房子（專員公署設贛州城西西津路米汁巷口），連一支筆都沒有。大概被他的前任搬空了。好在中國的事，有個印信，有些槍桿兒，那就象徵著權力之所在。
政治的藝術，就在乎懂得如何運用權力。權力用得恰當，沒有不肯和官府合作的人民。經國比他父親高明之處，是從蘇聯，他學到了群眾運動的妙處，他學到了辯證法，活學活用，搬到中國，人民的觀感煥然為之一新。
下令禁賭、禁菸、禁娟，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的徹底。贛南的一位鹽務處長的太太，偏不信邪，結果被判在贛縣中正公園的陣亡將士前，罰跪三天，兼做苦工六個月。另有一位大山頭－－國家銀行的主管內室打牌，以武裝守衛，被專員抓到了，守衛計程車兵一概槍決。某富戶的獨生子，因煙毒違禁，判處了死刑。
他喊出很多動人的口號：“我們對贛南的濃厚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極嚴格的手段，用堅決的革命手段去打擊他們。”所謂“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紳。經國認為，他們是“建設新贛南的敵人”，非打得落花流水，威風掃地不可的。
曹聚仁的評語：“許多頑強的惡勢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說來近乎奇蹟。”
其實，說奇不奇，中共取得政權後，用相同的方法，連上海那樣複雜的環境，僅幾個回合，黃金榮那樣的牛鬼蛇神，就恭順地大現原形，象喝了雄黃的白蛇娘娘。
經國的聲名，上竄得很快。尤其在純樸的農民心目裡，他變成了現代“施公”、“包龍圖”、“蔣青天”，有關他的軼事傳聞，經過穿鑿附會，好比是活神仙。
他提出的革命理論：“革命的成敗，絕對不是決定於演說或議論，而是取決於兩個對立力量的生死鬥爭。”但是，贛南的反動勢力，並沒有象經國說的那麼嚴重，在鬥爭形勢上，是不成對比的，他的前一句話倒說對了，說中了國民黨政權的通病—“只說不練”。
經國的作風，國民黨人看起來，很不習慣，認為師承共產黨。譬如，上任以後，以身作則，不準乘坐公家僱用的三輪車。看不慣舊官僚養尊處優的習慣，短裝草履，在黑巷、在農村巡行。遇到民眾，哪怕在農田裡、商店內，話匣子開啟，天南地北，任意交談，目的在瞭解人民的困難，和解決他們的困難。以一九三九一－九四O年年度為例，一年跑了九百英里，繞贛南三次，順口說得出專區有多少橋樑和水利工程。最難得的，他一直保持這個傳統，甚至，相隔四十年，在臺灣就任行政院長、總統之後。
鼓動風潮，製造輿論的重要性，國民黨人似懂非懂，經國師承列寧、斯大林，對掌握宣傳工具這方面，想到做到，毫不含糊。
他的老部下蔡省三夫婦說：
“贛州當時是內地的小城市，人口不到十萬。蔣專員到任時，已經有兩份地方報紙。一份《贛南民國日報》，是江西省黨部在贛南地區的機關報，另一份商辦約《三民日報》，它們有各自的背景，要這種報紙替蔣專員隨心所欲的宣傳，當然是不可能的。於是蔣經國立即創辦自己的機關報．名為《新贛南報》。這一來，就把蔣專員‘建設新贛南’的口號傳播開了。”＇7＇
除了報紙，尚有通訊社—抗建通訊社、新贛南出版社、新贛南書店和《江西青年月刊》等一系列文的事業，儼然是重慶國民黨中央的規模。上臺的第二年，正式頒佈“新贛南三年建設計劃”，提出“五有”＇8＇的宏遠理想。誓言要“在極短的時間完成大量的工作”，“用很少人來發動幾十幾百甚至於幾萬幾百萬人來工作。”
在經國所為的“良心政治”下，贛南的變革，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