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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遵節隨俗，穿一身棉布褂兒向孔子和祖宗牌位，規規矩矩地，行過三跪九叩禮，正式拜當地的周老夫子為師，開始他人生最重要的歷程之一、典禮很隆重，讀的課本更深奧，先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再“子曰：學而時習之”，就這麼胡里胡塗，不知所以地，雙腳蹣跚，踩到一個光怪陸離的知識領域。
地點就是本鎮的武山學校，蒙師周東，可卻不是《蔣總統經國先生人事年表》中所說的“奉化名賢”＇1＇念念天地玄黃，需要聖賢，未免要求過高。
第二年十二月，改業顧清廉，顧老夫子，一生靠硯耕為業，過去教過蔣先生，現在又教經國，所以毛思誠特為記上一筆，譽為“二世治教”。經國對他的幾位塾師，包括顧以後的王歐聲，從來閉口不提，倒是父親的家教，讚揚備至。猜想，這些舊式塾師，對他不會有什麼重大啟發，以他自己的年齡，對經、史、子、學那套大道理，也不可能有所領悟。
我們姑且不談蔣先生本人的行為德性，和他一身功過。他對兒子的教養，是下過很大工夫的，經國自己常說：“父親對我們兄弟的教育，是非常嚴格和認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經常來信指示我們寫字、讀書和做事、做人的道理。”蔣先生對兒子的期望，固然隨環境的變遷，作適時的修正，但基本的方針和目標是不變的，那就是悉心培養，照他規劃好的型模鑄造。
蔣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長時代的侷限，是個典型的國粹主義者。認為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認為故紙堆裡，有為人治事的南針。經國僅十歲，硬要他讀《說文解字》，寄給他一部段玉裁註解的《說文》，並且指示說：“此書每日認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2＇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囑他常讀《詩經》、《爾雅》。
蔣先生的兩隻腳一腳雖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對革命的認識，卻是模糊不清的。“革命”就是狹義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詞。另一腳停在封建殘餘的陋巷裡，認為孔孟思想，將永遠是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儘管，他自己到過日本，喝了東洋墨水，卻並沒有真正呼吸到新時代的新氣息，追求過軍事常識以外的新知。因此，他還止步在明清儒學和舊禮教的境界裡，衝不出去，甚至從未嘗試。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境界呢？在《我所受的庭訓》一文中，經國有很詳盡的描述：“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這難怪，蔣先生童年，就是這樣造就出來的。他進一步解釋讀古書的作用時說：“你於中文，如能懂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孟莊騷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3＇
他要經國’‘不愧為蔣氏之子”，認為治國，始於齊家。齊家的標準，“汝在家，對親需要孝順”，而以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作為模範。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師法曾國藩，作為“中國的政治家”。
只有和經國有過相同遭遇的讀書人，才能體會到，
這種了無生氣，晦澀刻板的舊式教育，對一個年僅十幾歲的孩子，是何等不合理，對孩子止常心智的健康發展．是怎樣的摧殘！
保守的舊傳統，在衛道者的眼裡，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遺產，從某些角度看，它的永久價值，是毋庸置疑的，但相對地，這個思想的根源，是封建的、是落伍的，甚至是反動的．和我們的時代是脫節的。所以，進步的知識分子，在一九一九年，爆發了以科學民主為先鋒的新文化運動，即人們熟知的“五四運動”。蔣先生中了舊思想的毒，一生迷信四維八德的大道理是改造中國的萬靈符，甚至被趕出了大陸，在臺灣偏安，還在大喊文化復興，強迫高中學生讀《淪語》、《孟子》，還規定每年要祭孔。孔子的後代，可以坐在家裡打著麻將領高俸，孔孟學會的招牌，也掛出來了。為曾國藩塗脂抹粉，裝扮成偉大的聖賢豪傑。這種扒死人灰的意識形態，強加諸於他兒子的身上，進而加諸受他統治的子民身上，真做到了公私一體，貫徹始終。
所以，我們加以總結，在蔣先生的陰影下，經國旱年的教育，除了在四書五經堆裡打滾外，並沒有接受到當時歐風西漸現代教育的陶冶，塾館生活，其實是些不堪回首的殘夢。
一九二一年，溪口的蔣家發生了兩件大事。
前一年的一月二十七．王太夫人扶病蒞滬，和兒子聚到三月返鄉，第二年六月，老太太沉痾不起，溘然長逝，這年僅五十八歲，蔣聞訊自廣州趕回，已氣息奄奄。＇4＇
母子情深，蔣先生的悲痛和孝思，悉在意料之中。由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