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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誤會”是事實，“消除”則非易。外人乃美國駐臺軍事顧問團（MAG）的官員，美軍設新聞官，宗教官，並無不可告人的秘密，經國將蘇式政工制度，黨務活動，引進三軍，使國軍黨化，私人化（Personalized），那是高鼻子藍眼睛的美國顧問，所無法容忍的。
且看哥倫比亞大學《民國人物大辭典》的記載：
“五十年度初期，國民黨控制檯灣，主要以戒嚴法為依據。國防部下的總政治部，一般認為，效率尚高，手段毒辣。政治部在軍方的任何機構，置政工人員，進行控制監視，和蘇聯、中共的作法，殊無二致，美軍駐臺軍官普遍厭惡。雖然，雙方獲得某些妥協，經國在父親的支援下，我行我素，堅持為事實所必須。”
一九五三年九月，應美國防部之邀，經國赴美考察參觀。＇21＇不言而喻，華府對這位“前共產黨”是不怎麼放心的。艾森豪威爾總統特別禮遇．在白宮予以延見，但經國的思想底層，只想到權力的光輝，只想到對敵鬥爭，美國兩個月的旅行，對他不可能有任何改變。
國民黨七大召開，經國當選為中央委員，日益上升的權力，得到肯定。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宣告成立，＇22＇蔣先生兼任團長，經國主任。
救國團的成立，事先未透過立法程式，也不屬政府的任何部會，和教育部的性質類似，但教育部無權過問。所以後來被《自由中國》半月刊譏諷為經國的黑市機構。
成立之前，經國早在復興崗政工幹校內，設班儲訓幹部，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說：
“青年是可愛的，尤其是軍官學校的結業典禮中，前面一排都是各機關的高階長官，後面的都是年輕而剛畢業的學生，我心裡便感覺到，唯有使後面的青年人站得起來，足以接替前面的人所肩負的革命重擔，才能完成艱鉅的革命大任。今天中國的革命，沒有青年起來，就不能成功，可是青年起來以後，如果沒有組織去團結青年的力量，不能持久，最後還是全歸失敗。”（23）
淺看這段談話，會以為經國一付范仲淹的胸懷，辦救國團是為了要“使後面的青年人站得起來”，有準備交棒子的意思。
其實，他另有所圖，在第一次臺北救國團的宣誓典禮上，他說：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陸的失敗，大家只看到軍隊給人家打垮了，雖然這也是事實，但是要注意，除了軍隊，我們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裝，青年組織也被瓦解。我們感到軍隊的整頓非常重要，這三年以來，我們集中全力在整頓軍隊上，但是我們領悟到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失敗的教訓，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復興國家，還需要組織青年，團結青年，給他們，種新的教育，灌輸他們新的精神。”＇24＇
團結青年，為的是“打倒中共”，怕青年“被中共解除武裝”。“解除武裝”的後果，青年的矛頭，就會掉轉方向，向國民黨政權挑戰。
四十年代大陸的崩潰，學生運動，對國府的困擾，在某些方面，並不下於軍事的挫敗，國民黨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心情，也十分值得同情和理解。不幸它把學生運動與共黨運動混為一談，誠如李綠所說：“國民黨逃難到臺灣來，所做的總檢討，顯然只停留在痛悔自已和共產黨比起來，控制不夠嚴密，手段不夠殘狠的技術層面上，對反省自我本質的工夫，則付之闕如。”＇25＇
自由派的人，反對“政治部”、“救國團”，老國民黨人，或國民黨中的死硬派，批評得更激烈，雷震即是一個例子。《自由中國》曾以多篇社論，主張撤銷。其中一篇，箭頭似乎瞄準經國。它說：青年救國團成立迄今，已五載於茲，但這一單位究竟是何種性質，社會上還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據青年救國團本身的解釋：
“救國團是一個具有教育性、群眾性和戰鬥性的青年組織。”（引自該團刊印的《新團員入團訓練》教材）然另據青年救國團副主任胡軌說：“救國團的組織是教育性的組織，救國團的工作是教育性的工作。”＇引自教育與文的社編印民國四十五年度（一九五六年）《中國教育與文的》＇ 顯又置群眾性和戰鬥性而不提。難怪社會上普遍的說，這是性質不明的組織。其實，青年救國團之幾乎無事不可過問，以至無處不可插足者，也就是由於這一點。換言之，青年救國團正是利用這種方便，許多事情一把抓。不過，若僅從其組織之真正精神而言，這實在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關於這一點，青年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