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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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及無期徒刑。真正的原因，是他們和另一黨外知名人物郭雨新，計劃召開“國是會議”。

七月，逮捕黃華，黃是《臺灣政論》總編輯，也是“從事顛覆叛亂計劃”，判刑十年，其餘尚有陳明忠事件，牽連二、三十人，黃妮娜被捕判刑。

政治上，一片蕭索，僅剩下“沉默的大眾”。

經濟上，繼續繁榮，保持快速成長，民眾歸心。

但是，和經國過去所標示的經濟理想，相去越來越遠，深為知識的子所不滿，經濟發展中的畸形，大致如下：

．是附庸的初級加工經濟體系。認為企業集團缺少獨立性，生產的計劃和利益完全依賴外資股東的意向為準，對於任何資本的再投資，完全是採商業掠奪的心理，他們只求短期性的商業投資，而很少做計劃性的工業長期投資。

．財富過的集中到少數財團手上。財團壟斷土地投機買賣，且享有貸款、逃稅、製造呆帳等特權。

．“國民平均所得”是假象，帶有欺騙性。

諸如經濟犯罪、資產外逃、商業投機、財團政治等等，毫無疑問為很多經濟學者，以及關心民瘼的知識分子所不滿。然而一個盡善盡美的經濟政策，又到哪裡去找呢？

政治言論受到箝制，改向文學發展，一九七七年八月產生鄉土文學之爭，論戰的聲勢範圍，甚至超過《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規模。

陳鼓應分析“鄉土文學”的來源，是民族自信心和中國意識的覺醒，兩個相結合的產物。而此種“民族自信”，又產生自臺灣輕工業成長的基礎。

作家們“在民族思潮與關心現實的引導下”，擺脫過去書齋式的作品，深入基層，關心民瘼，寫農民、漁民、妓女、小生意人、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工作面貌，此類作品統稱“鄉土文學”或“工農文學”。

它的特點是，寫實的、進步的、反杭的，假使不帶有色眼鏡，當局似無拉警報的恐慌。可是，黨官們，神經過敏，竟指“工農兵文藝，臺灣已經有人在提倡了！”《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率先攻擊，於一九七七年八月，撰《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發表在《中央日報》，點名批評尉天聰、王拓、陳映真等人，硬說：“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危機。”且濫用“階級理論”，亂舞手中三節棍。

後來，發展成圍剿，加入詩人余光中，《中華雜誌》的胡秋原，也挺身而出，站到被剿的一邊。激辯的重心，由文學的功能，“擴延到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推行所造成的諸種社會問題”。

這件論戰的本身，殊無意義，但反映出當權派和既得利益者亂戴帽子、亂打棒子的卑鄙伎倆，以及做賊心虛的歇斯底里症。

“鄉土文學”休兵不久，真正使經國膽戰心驚的事件發生了－‘衝壢事件”。

有關“中壢事件”起因的分析，眾說紛紜，惟以夏宗漢先生的見解，最言簡意賅。

“因為缺乏強而有力的反對黨，所以國民黨不會遭受到有組織的挑戰，但是也因為反對力量缺少組織，所以會造成眾情激憤，不可控制的中壢暴動。而群情之所以激憤，比以往之更不能容忍國民黨辦理選舉的偏私方式，主因在選民已今非昔比，其主流是屬於新生代的青年們。”

夏宗漢認為：

“選民已經因量高而漸漸產生質變。配合了經濟起飛、生活改善、都市人口劇增、九年國教、工業取代農業等因素，新生代本身具備了歐美國家群眾對民主的熱情。而在外交挫敗，內部代溝日趨嚴重之時，新生代群眾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熱情灌注於選舉之中。”

但國民黨領導階層，非但忽視這一新形勢，銳意革新，加速開導，且頑強抗拒，蠻幹到底。

事件發生在一九七七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原是國民黨籍的許信良，因國民黨拒絕提名他為桃園縣長候選人，宣佈脫黨。他的對手歐憲瑜，曾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職員，歐的經歷，顯然，在人民心目中會產生反面的影響。

國民黨方面，為了面子問題，勢在必得，輔選單位，使盡各種非法手段，包括舞弊、警察干涉監察員等。許信良當仁不讓，採用麥高文的手法，發動千名青年義務助選員，組織選民。

兩股勢力，相互加壓，終於爆炸。

十一月十八日晚間，傳出支援歐憲瑜的流氓以暴力向許信良競選隊伍尋釁的訊息，情勢已達沸點。

出事當天十點半，兩位老人，進入二一三號投票所投票。

負責監選的主任，走近圈票處“你們怎麼用印章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