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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
．統合平衡，他說：“我們策進經濟建設的策略路線，注重於：農業與工業的均衡發展；公營事業與私人企業的合理分工；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同時並進；資本形成與資源供應的適當分配與運用……。”
．平等公開，他說：“政府的財經措施，不能僅從增加經濟增長率高低來評斷其得失，也要從其措施是否足以擴大或縮短貧富的差距來衡量。所以我國政府今後財經政策一定要以促進所得能有較平均的的配為目標。”又說：“今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除國防，外交兩部門外，悉交立法院公開審查。”＇13＇
簡言之，以自由經濟為手段，均富為目的，全部實現，當然不容易，做到八成，已非常出色。
體現上列經濟思想的具體步驟，犖犖大者，如下列方案：一九七二年九月，宣佈“加速臺灣農村建設的新措施”，撥款五千萬美元，作為加強農村建設之用。主要工業快速增長，農村勞力外流，農業呈衰退現象，任令發展，將影響全域性。翌年十月，宣佈九大工業建設計劃，它們是：南北高速公路、臺中港、北迴鐵路、蘇澳港、石油化學工業建設、高雄大鋼廠、高雄大造船廠，鐵路電氣化和挑園國際機場。＇14＇
九項工業設施，投資總額為六十四億美元，籌措如此龐大的資金，即非易事，但經國說：“就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史實看來，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本身沒有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基礎，經濟發展一定會受到影響和滯礙。”“所以，我們在未來五年中間，要為經濟建設奠定一個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基礎。”
事實證明，沒有當年的遠見和魄力，後期經濟的起飛，和工業產品結構的升級，那就是緣木求魚。
經國的一項信念，“如果我們勤勤懇懇地為老百姓做事，我們是不會完蛋的。”所以，一面從事經濟建設，一面降低國防預算，從百的之八十的最高點降到百的之四十八點九（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五年，美援終止，而外貿年年高漲。一九七二年，出口增百的之四十八，進口增百的之四十七，總數六十億美元，兩年後的貿易額，升至一百四十二億美元，國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七二年的三百七十美元，增至七百美元（一九七四年），在亞洲僅次於日本、香港與新加坡。
外銷產品，過去以香蕉、鳳梨等農產品為大宗，改以工業產品取代，工人工資，獲得提高，機器裝置，更新換代，由勞工密集，漸變為資本密集。
七十年代的經濟順境，最重要的是，增強了經國經濟發展的信心。江西時代，雖然，雄心勃勃，嘗試過各種建設計劃，究竟限於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條件，欲求大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七四年，因中東石油危機，出現世界性的經濟蕭條。臺灣經濟，深受衝擊，經國劍及履及，及時定下“當前經濟措施方案”，經濟增長，固降為零增長，受傷害的程度，亦降到最低。
我們試看《紐約時報》記者竇奠安的評述：
“臺灣的經濟行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經濟因高油價而出現蕭條為止，平均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十，已經減緩蔣院長應付國際地位低降和北京威脅的難題。這個海島發現到，即使沒有外交承認，仍然能從事商業往來和維持非官方的關係，生活水準的提高，人民感激。油價提升，出口減少，使得一九七四年的經濟增長降到零點，但是，臺灣的因應能力，比別的國家強得多了，失業人口，並不很高。本地人對經濟情況，略呈不滿，較大陸居民的預期，則進步得多。”＇15＇
經國掌舵，經濟上可得滿分，殆無疑問。於民主憲政的推行、人權的保障、言論自由的開放，則差強人意，某些方面，勉強及格，某些方面欲進又退，出現開倒車的現象。
茲以《大學雜誌》的出現，為分水嶺。
如陳鼓應教授所說“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南京時代的延續，‘政治流動性極低，國民黨的整體性格更趨軍守’”＇16＇，因唯我獨尊，它成了“司令之神”和“福禍之緣”，凡任何人的言論、行動不合乎它的“路線”，隨時可以大禍臨頭。
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寫雜文出名的柏楊（郭衣洞），為調查局逮捕。導火線微不足道，只為了金氏出版社的一幅漫畫－《大力水手》。
《大力水手》原刊《中華日報》，該報副刊，由柏楊妻子艾玫主編，按理這位作家不應該負連帶責任。但是在原稿上找到柏楊的手跡，＇17＇於是用引證法，加以株連，以“侮辱元首”罪，捉進官裡，進而擴大，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