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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譚的如意算盤中，應有“扶上登午門”一個節目，但應在包圍頤和園、控制慈禧太后以後。
此話怎講？只看明朝的“奪門之變”，可以想見康、譚的計劃，因為用兵包圍頤和園，必然引起震動，榮祿亦會派兵救駕。此時必須澄清事實，是對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麼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須光緒出面，來祛除疑慮。扶登午門，則皇城以內，紫禁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見共聞，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計劃能為袁世凱接受，則舉事之期，必在一兩日內，因為這是一次突擊性的行動，真所謂“兵貴神速”，才能“攻其不備”，否則榮祿已經開始部署，只要遲過三天，必無成功之望。
康有為自編年譜中又記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間的情形：復生入城後，卓如至金頂廟客純齋處，候訊息，吾稍發書料行李……至子刻內城開，吾亦入城，至金頂廟處，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何，乃行。
這明明道出，康有為準備著一兩日內便有鉅變，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貞，親自扶光緒登午門。如照梁啟超、譚嗣同傳中所說：君（指譚）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第三章榮祿密謀（3 ）
果如所言，則其事亦甚從容，康有為根本不必作改變行程的準備。質之黃彰健先生，想以為然？
照我想，譚袁密晤之夕，袁世凱一定有一番讓譚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話，目的是要把康黨安靜下來，不必輕舉妄動，他才好從中取巧。政變之發，康黨被捕，都在全無警惕戒備的情況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凱的緩兵之計之故。
關於袁世凱告密的內幕，有一段極重要的資料，自來談戊戌政變者，多未注意。此段資料，出自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乃陳得自榮祿親口所述者：袁君遵旨來京，預備召見，入見後，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入京圍頤和園。袁謂天津尚有蘆臺聶士成一軍，曾經百戰，兵數倍於新建陸軍，圍園之事，萬不敢辦。至傳旨將直督正法，亦恐辦不到，或俟九月兩宮赴京閱操，相機進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將變，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來謁，但言他事，絕不詢及朝政。袁請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來，有一事萬不敢辦，亦不忍辦，惟有自請死！”文忠笑謂：“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紙呈閱，並觀文忠氣色行事。文忠閱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無非恩澤！但承旨在樞，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願自首入京，束身司敗，豈能憑爾袖中片紙便可欽此欽遵？”
按：如上所言，則戊戌政變記及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光緒於八月初五日召見袁世凱，賜有密詔，確有其事。即袁世凱“袖中片紙”；而觀榮祿所答，密詔的內容，即陳記：“傳聞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傳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補授，並帶兵四圍頤和園”云云。
《夢蕉亭雜記》又言：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談。”因夤夜乘火車入京晤慶邸，請見慈聖，均各愕然。越日奉硃諭以朕躬多病，恭請太后訓政，時局為之一變。
關於榮祿入京日期，官文書皆載，在八月初十，系奉慈禧太后所召。但據張一《古紅梅閣筆記》載，榮祿告袁：“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與陳記“夤夜乘火車入京”之說相合。就情理而論，遇到這樣的緊急大事，非親自進京不可。再看當時慈禧太后的行蹤，八月初四自頤和園回宮。至初六忽又臨幸頤和園，當然是為了召見外臣方便之故。因此我認為榮祿於八月初五連夜進京晤慶王，第二天慈禧太后復幸頤和園，發號司令，展開政變，這一點已無爭論的餘地。
要研究的光緒有無密詔賜袁，及袁世凱的態度。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說：八月十三日復有人問榮相曰：“袁世凱曾奉密詔乎？”曰：“然。”“詔中曾有殺公言乎？”曰：“然。”曰：“然則袁世凱先一同謀者也，既同謀而又出首，首鼠兩端，此人亦不足取也。”榮相曰：“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
“首鼠兩端”之語，又見黃遵憲的詩句。至於榮祿說“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則既收袁為己用，當然要如此迴護。這是必有的政治手段。
康有為自編年譜：聞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