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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我黃曉軍頂著，天打雷轟也輪不到你老白呀。法人是我，甭管是民事的還是刑事的責任都應該由我來負，你還可以回老家繼續辦你的養殖場嘛。對了，我還沒來得及問，那套裝置安裝除錯完了嗎？”
白富貴已經哭得一塌糊塗了。他現在的內疚和悔恨是他這一輩子都從未有過的。此時此刻，黃曉軍在他的心裡比親孃老子還要親切偉大。他怎麼可能讓黃曉軍去蹲大獄呢？要打要罰、要殺要剮有他白富貴在。受人滴水之恩，理當湧泉相報！白富貴純樸的感情一瞬間昇華到了最崇高的境界。半小時以前還在擔驚受怕的他，這會兒已經明白了一個道理：男子漢大丈夫，頂天立地。怕啥？大不了蹲幾年大獄，以後還回老家伺候畜生。他白富貴堂堂七尺漢子不能讓盛京人小瞧嘍。白富貴下定決心以後，他站起來，用袖口揩去臉上的鼻涕和眼淚，迎著黃曉軍深邃的目光，慷慨激昂地說：“黃總，啥也別說了。我白富貴這輩子欠你的怕是還不清了。你放心，俺能扛得住。俺表舅說得對，這兒是大城市，大不了我去蹲大獄。絕對不讓您黃總受一點委屈！”
黃曉軍看著白富貴，沒再說什麼。他轉過頭對卞昆說：“卞總，你跟我去趟醫院，你來開車。這裡還是先讓白總和邱建盯著。咱們走吧！”
黃曉軍剛剛出了門口，邱建迎面跑了過來，臉色煞白，氣喘吁吁地告訴他：“迪、迪哥來、來電話，總、總工死、死了！”
黃曉軍猛地摘下頭上安全帽，狠狠地摔在地上，壓著嗓門兒，從牙縫裡擠出兩個字：“我——操！”
第二天，盛京的各家新聞媒體對這次事故都做了記實報道。其中幾家報紙還加了一段各自的編者按，有一篇開頭幾句這樣寫到：“人命關天不應再是一句某些人成天掛在嘴上的冠冕堂皇之詞。企業注重效益、追求利潤本是無可非議的創業精神和宗旨，但對那種一味追求金錢效益，不注重安全生產，視人命為兒戲的‘掛金’企業，我們的法律和社會是否能夠勇敢地站出來，說一個‘不’字……”另一篇則是這樣說的：“……面對這家企業的主要負責人勇於向媒體公開宣稱，自己是這次事故的主要責任者，絕不推卸任何責任和掩蓋事實真相的坦然和真誠，人們看到了新一代企業家敢於承擔責任和麵對逆境的勇氣……亡羊補牢，為時不晚……”
接待閆總工程師家屬來京的工作由黃曉軍親自擔任。閆工的妻子屬於比較典型的江南女性，矜持含蓄，也頗有心計。丈夫的意外死亡確實給她和家人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傷害和悲痛，但她並沒有因為悲痛而失去對丈夫善後工作處理的冷靜和理智。薛佳靈和張桂翠一直陪伴在其左右，張桂翠幾乎成了閆工程師遺孀的貼身丫鬟。在黃曉軍當著新聞媒體把一張100萬人民幣的支票和“新維多”全體職工捐獻的7萬現金交給她的時候，這個精明賢淑的南方婦人的淚水又一次奪眶而出……黃曉軍不失時機地當場發表了一段真摯感人的即興演說：
“……最近一段時間，我的心情一直處在一種非常混沌的狀態之下。無論我現在做什麼，也彌補不了閆總工程師家屬失去了親人的悲痛和損失。‘新維多’這些年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對我個人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衝擊。閆工生前有一次在跟我喝酒聊天的時候，他問過這麼一句話：‘曉軍，你這一輩子要掙多少錢才算一個夠？’當時我反問他：‘那你這一輩子要有多少錢才算一個夠呢？’閆工笑了笑，說：‘曉軍，你問錯了。你應該問我這一輩子能設計出多少大樓才算一個夠！’當時我們倆都樂了。現在我再想起來真的是有很深的自卑和猛然的醒悟……大家知道，由於銀行貸款遲遲解決不了，‘新維多’目前所面臨的危機已經直接威脅到這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我毫不忌諱告訴大家，我們目前的處境確實很難。尤其是由於資金短缺，‘新維多’現在已經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儘管如此，在董事會上，當我們大家討論到關於閆工撫卹金的問題時，‘新維多’的核心領導層，沒有一個因為公司目前暫時的資金困難而提出過半點的異議，而且我們的職員還自願發起了捐款活動。我想，這就是‘新維多’人的情懷和凝聚力的最好說明，也是‘新維多’終將戰勝眼前一切困難的力量和希望。現在，有些新聞媒體針對我們公司的負面報道比較多一些，我想這可能跟我們大家平時缺乏交流有關。但有一點要說明，我本人絕對沒有為此就對新聞媒體產生了不滿和怨恨的情緒。相反，輿論監督和媒體的重視，恰恰說明了大家對我們的關懷和愛護，也是對我們的鞭策和鼓勵。在此，我代表‘新維多’的全體員工向大家致以衷心地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