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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幹部說，豈有此理，這是什麼邏輯！你當醫生的，救死扶傷是你的職責，哪有先證明是好人然後才給人治病的，真是天下奇聞！
這句話被鄭霍山鑽了空子。鄭霍山說，這話可是你說的啊，你們共產黨說話不能信口開河啊！你說我是醫生，那好，我現在就給他開方子治病，但是你得保證讓我到醫院裡坐堂問診。哪有醫生天天脫磚坯的？我這雙做手術的手，現在變成了泥瓦匠的手！
四面八方 第四章（16）
那個管教幹部被鄭霍山出了個難題，十分惱火，要不是怕違反政策，沒準會給鄭霍山一耳光子。當然，說歸說，鄭霍山後來還是把那個羊角風給治好了，而且治療得很神奇。據說他只是在病人的身上點了幾個穴位，病人就醒了，接著用了幾味中藥，這個病人半年沒犯病，為間隔最長的一次。後來，三十里鋪只要出現病號，衛生所搞不清楚的，多數都要問鄭霍山。鄭霍山有了資本，就開始擺架子，對管教幹部說，哪有找泥瓦匠看病的？你們要是把我當醫生看，就把我安排到醫院，當一個名正言順的醫生，如果再不兌現，我只脫磚坯不看病了。
據說這也是鄭霍山的一條罪狀。
當然，還有比這更惡劣的。學習班裡要學習，學習要寫文章。別人都寫，鄭霍山不寫。鄭霍山說，要寫就寫新政權好，可是新政權讓我這個學醫的脫磚坯，有什麼好！
管教幹部說，讓你脫磚坯是因為你現在是改造階段，等你改造好了自然會人盡其才。
鄭霍山說，難道脫磚坯就是改造？那我不可能改造好，等我把磚坯脫熟了，我也被改造成泥瓦匠了嗎，那我不就更沒有用了嗎？
管教幹部說，你要服從新政權的領導。
鄭霍山說，我又不認識新政權，我為什麼要服從新政權的領導？我怎麼知道新政權就一定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管教幹部說，新政權千方百計搞建設，你難道有眼無珠嗎？
鄭霍山說，國民黨過去也說千方百計搞建設，蔣太子還在贛南搞新生活運動呢，結果搞得烏煙瘴氣。我怎麼知道新政權就能把皖西建設好？
就這一句話，鄭霍山的反革命言論就是鐵板釘釘了。
肖卓然在解放初度過了大半年躊躇滿志的日子之後，迎來了一個漫長而苦悶的反思期。小城剛剛解放那陣子，他一門心思都在想著搞建設，所以他最早提出來要把國民黨留下的小洋樓推了，蓋一幢社會主義的醫療大廈。那時候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就是建設，建設就是政治，建設發展了，就是政治發展了。他是在建設的藍圖中寄託自己的政治抱負的，這同那些從戰爭中走過來的老革命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別，同那些職業政治家的思路也有很大的差別，所以才導致了他在解放的前半年不遺餘力並且忍辱負重地四處收羅人才。建設是需要人才的啊，沒有人才建設什麼？具體到醫院，沒有醫生叫什麼醫院？
現在他明白了，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幼稚病。
於建國剛到醫院的時候，就人才問題跟他談過一次話，於建國當時就說過，醫術是重要的，但是思想是更重要的。他當時認可這個觀點，但是沒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相反，他對丁範生說的那句話，還比較認同——醫術是沒有黨派的，也是不分左右的——丁範生這個最講政治的老革命居然說出了這麼一句不講政治的話，以後在特殊時期成為他的一條罪狀，應該說是不奇怪的。這是後話了。
以肖卓然對汪亦適、鄭霍山等人的瞭解，這些人對政治都不甚了了，在政治上都是不堪一擊的。國民黨時代如此，共產黨時代同樣如此。他始終沒有用政治的尺度來衡量這幾個人，只是從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們，他們肯定是能人，也可能是好人，但是他們不一定是新政權不可或缺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他的認識同組織差了一步，因此才有後來的被動。
四面八方 第四章（17）
擔任醫政處的副處長之後，肖卓然有過短暫的情緒低落時期，並不是因為沒有受到重用，而是感覺到自己對革命的認識有差距，對於自己的革命能力有了懷疑。但是隨著定編定崗，隨著機構制度的健全，也隨著醫療裝置的添置，醫院逐步走向了規範化，工作任務多了起來。事多了，人忙了，這種低落的情緒也就逐漸消失了。他現在負責整個醫院的業務計劃、醫療監督和業務培訓，只要有重要的醫療活動，譬如為皖西黨政軍幹部體檢、徵兵體檢，組織醫療隊奔赴工廠、鄉村和部隊基層，他既是組織者，又是落實者。丁範生和秦莞術對他都很放手，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