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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本來很簡單
——讀《農曆六月初四：玄武門之變》
馬 奕
前度劉郞今又來。司馬非馬第三部歷史小說《農曆六月初四：玄武門之變》又問世了。這次，他將披露什麼歷史真相？又將給讀者一個什麼傳奇故事？
談到玄武門之變，自然會想到李世民，談到李世民，自然也會想到“貞觀之治”；而正因為有了“貞觀之治”，李世民就成為了一個明君，因為一個明君不能有任何過失，於是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之中也就成為了一個無辜者和受害者，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史學觀，也是一般中國人的世俗觀。
這種傳統的史學觀，簡單概括來說就是：明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好事，暴君做的事一定都是壞事，這就是“好人壞人”論。明君因為做的所有事都是好事，於是一生就積攢瞭如此多的好事，你會覺得一個人一輩子都做好事其實並不難；而暴君做的所有事都是壞事，於是一生就集中做了所有的壞事，你會覺得一個人一輩子做件好事其實也挺難。問題是：一件壞事偏偏是明君所為，這就讓史學家傷透腦筋不好解釋了，心中不禁暗暗抱怨古人做事太不嚴謹。
玄武門之變，就事論事本身並不複雜，就是中國曆代王朝中常見的爭奪皇位的政變，只不過這場政變的發動者——李世民，做事過於殘忍，手段不夠光明正大，為了爭奪哥哥的太子地位，殺死親兄弟，逼迫父皇退位，事後還殺害了哥哥和弟弟的全家並納弟媳為妃，這些所作所為都不符合中國的道德觀念和傳統的做人做事準則。如果以後李世民如商紂王、隋煬帝之流成為暴君，那史學家就容易多了，可以很輕鬆搞出什麼十大罪狀，八大惡行，五毒四狠三不仁之類，上天入地，洋洋灑灑，最後可以得出結論：觀李世民其奪位之行可知其日後之所為。
但李世民偏偏說不。李世民聰明過人，又極好名，皇位奪到手了，但擔心因玄武門之變落下的惡名，決定用政績挽回名聲，做一個敬業的皇帝，此外還和魏徵來個“樓臺會”，君臣默契配合，李世民從此有了“納諫如流”的好名聲，這就是“貞觀之治”的由來。
史學家的難題在於，按照“好人壞人”的理論，必須給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的陰謀和手段找出一個可以為世人諒解的理由。於是，就有人編造出李建成欲毒死李世民、李建成奪取李世民兵權、李建成要在玄武門之變前置李世民於死地等等的說法，史學家也就知錯而上，紛紛解釋說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中，是為了自保迫不得已而不得不如此的正當防衛。
其實，稍有常識的人或稍有智商的人都知道，任何一個皇位繼承人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在繼位之前發生變故，因為任何變故，即使是最好的結果，也不會比變故前更好，也不會讓他的地位有任何提升，而變故的結果略有異數，繼承人的地位就會平白無故地多出變數。有風險而無利益，李建成會這麼弱智嗎？非要在繼承人地位沒有變化時沒事找事地和李世民過不去？假如李建成真是弱智，那他不會防備李世民更沒有能力謀害李世民；假如李建成不是弱智，以他的地位和手握的兵權，他有什麼必要非在繼位之前做這種有風險無利益的事情？
任何事情的發生必定有其內在的邏輯性，任何違背邏輯的解釋必定不是事情的真相，玄武門之變儘管有多種說法，史學家也做了多種解釋，彷彿玄武門之變的背後有多少疑問。其實，真正的疑問並不是玄武門之變，真正的疑問反而是疑問本身，因為玄武門之變根本不存在疑問，史學家憑什麼要提出疑問？
由此可見，很多中國人有時比較情緒化，愛之慾其生，恨之慾其死，揚之可上天，抑之則入地，喜歡全盤感動或全盤憤恨，全憑身體荷爾蒙的釋放。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會出現“大躍進”和“*”時的狂熱，為什麼我們總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了。本來茫茫人海，為名為利，這也是人之常情，帝王也是人。李世民玄武門之變，這是為利；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則是為名。為了避免玄武門之變所導致的惡名而產生了“貞觀之治”，這也是件好事，愛名的皇帝總比不要臉的皇帝好吧！所以，後人大可不必因為探索其動機而貶低“貞觀之治”的價值，但是，後人更不能為了掩飾其動機而美化玄武門之變。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歷史本來很簡單，人才是複雜的。
現在，電視上播放帝王劇，百家講壇競講帝王學，書店裡遍是帝王書，帝王們個個神武，人人英明，所有帝王每天所做的事情是為百姓擔憂，彷彿皇帝受了多大委屈，忍受了多大的痛苦，這大概就是一種封建意識的泛濫。司馬非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