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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國領導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國在強大競爭下為求生存和發展，不得不趨向國家主義，而富國強兵也成了當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標。
原本最強大的楚國，在吳越稱霸期間，為了整合長江流域政治勢力的需要，也暫時退出了中原霸權的爭奪。因此使韓、趙、魏三國可以在較小的挑戰下，承襲了晉國的霸業，而在戰國初期的表現上較為優異。
但條件愈好，危機也愈大。韓、趙、魏地處中原要衝地帶，承受的競爭壓力最大，在歷經多次戰爭以後，國力劇烈消耗，反而成為了最早的輸家。
東方的齊國，一向以經濟掛帥，作戰力原本不強，因此面對強烈競爭，其表現遠不如以鬥智為主的春秋時代。除了在齊威王、宣王時有曇花一現的強勢外，齊國在鬥狠的角色上顯得手足無措。戰國中期後，在和北方新興軍事強權燕國的連年征戰下，更是兩敗俱傷，自顧不暇，無心參與中原的爭霸。
以幅員來講，楚國仍是雄視群倫，只是分權聯盟造成其力量很難有效集結。其間在楚悼王時代，兵法家吳起雖曾以生命為代價，促成楚國的中央集權改革運動，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後，急於施展富國強兵之術的李斯所以會拋棄祖國，西入秦境尋求發展，也在於深感楚國集結國力困難，規模雖大，卻不適於激烈競爭的挑戰。
秦國的興起
最經得起挑戰的，卻是原本最為弱勢的秦國。秦國的祖先是商王朝時代鳥圖騰族的長老——蜚廉和惡來的後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國之初，他們成了重級戰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運之悲慘有如猶太人亡國之情境。
殘存的部落領導人遠離了故居——東方的黃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傳後代子孫，逃到山西一帶，靠養馬維生。不久便由於他們的專業技術，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養馬官員；周穆王在位期間，更以軍功被封於“趙”，成為了晉國的大夫，也就是日後戰國七雄中趙國的祖先。
蜚廉長子惡來的嫡傳後代則往西逃得更遠，他們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來，並和當地的戎人雜居。一直到西周王朝末期，約二百年以後，才以軍功受封於秦地，並恢復了贏氏一族的稱號。（有關秦國這段艱辛的建國史，在拙作《秦公司興亡史》有詳細敘述）。
周平王東遷時，秦國的領導者由於近水樓臺，護駕有功，獲得賜封周王室原有的鎬京精華區，因而國勢大振。傳至秦穆公時，更擊敗當代霸主晉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戰國初期，秦國的國勢曾一度衰退，而且國境多次被魏國的兵法家吳起攻破，喪失了不少土地。一直到年輕的秦孝公即位後，力求革新圖強，任用魏國出身的法學家商鞅，十二年間進行兩度革新變法，改部落為郡縣，力行中央集權，國力才隨之暴增。因此到了戰國中期，秦國已成為當代首席強權，在國際上被稱為虎狼之國。
諸子國家的平流競進
面對大自然的挑戰，華夏文明諸國一向講求組織以發揮集體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會組織結構的緊密到達了最高峰。當時施政的著眼點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組織階層分明——王、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認同，後來儒家學說便以此為藍本而形成。
長江流域一帶，自然條件良好，生存競爭壓力不大，因而哲學家思考上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為上天所賜，平等成了主要精神。於是以老莊為主的道學，便成為楚人“無政府”主義或“微政府”主義的基本人生觀。
但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強，國力的整合卻對楚國構成最大的挑戰。面對平等分權的各部族，楚國王室最迅速合理的整合方法，便是將他們共同統轄在楚王的指揮下。“法家”便在這種氣氛下發展而成，李斯及韓非都是楚國大儒苟子的學生，也就是說法家是以道家為本、儒家為用，乃南北哲學的綜合體。不過在無政府及微政府思想盛行的楚國，法家的發展並不成功，反而是殖民文化的秦國，在沒有重大包袱的情況下全盤的接受了。
商鞅變法使秦國的政治整合完全成功，作戰力大增，聲勢暴漲，正好合乎全面競爭時代的需要，因而各諸侯國爭相效尤，國家主義急速抬頭。昔日重視社會階級倫理的封建制度和天下主義，雖有孔孟等大師級人物的宣揚，仍漸趨沒落。數千年的華夏文明至此破滅，結合南北文化的嶄新文明即將誕生。
秦帝國的興衰
秦王政26年（公元前221年），秦國擊潰了包括楚國在內的其他六大強國，中國再度恢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