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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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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大傳……導言
導言
楚河漢界話中國
華夏文明的組織
黃河，自古以來便被公認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其實，嚴格來講，只能算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
黃河的水，固然是人類生存和耕種不可或缺的，但“黃河之水天上來”，也指出黃河的特色是長年氾濫成災。為了治理這個嚴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邊的各個部族，不得不組成某種程度的“命運共同體”，這便是華夏文明的開端。
從傳說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農（炎帝王朝）、黃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時乃達到華夏文明發展的最高峰。
由於治理水患需要彙集人力，華夏文明講求組織，並由固定的領導者分層管理，最高的領導者便被稱為“共主”。依情勢及力量的輪替，“共主”在一段期間後，便由有力量者取得，從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徵著共主領導權的輪替。當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統的親疏及部族規模的大小，將很多“小領袖”安排在這個領導的“政治體系”中。隨著時間的發展，這個組織從鬆懈到逐漸緊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後，組織的完整和系統化已至相當令人驚訝的程度，社會秩序和組織力量的發揮也到達了最高潮。
這個組織講求階層管理，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或部族應謹守自己的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與和共主間的親疏關係，也區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種等級，以緊密的組織來發揮集體的力量。這種井然有序的結構和關係，便是日後孔子最為推崇的。其實，儒家的思想系統，便是在華夏文明體系中發展出來的。
自成體系的楚文明
傳統的史學觀，總把注目的焦點集中在這個華夏文明體系上，把他們活動的地區稱為“中原”，也只把他們視為中華民族的代表。
其實，華夏文明蓬勃發展之際，在目前中國版圖的各個地區，更存在著數萬個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過去，很多的史學家，總把楚文明視為華夏文明內一個附屬的偏遠次級文明，並將其歸屬於周王朝的“諸侯”。即使連司馬遷的《史記》，也落人這個窠臼中，這多少是“大中華沙文主義”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學家所發現的新資料中，逐漸證明楚文明不但不同於華夏文明，並且很早便擁有自成一體的文化，相當的精緻並特殊，甚至比華夏文明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同於華夏文明的“火”及“鳥”類圖騰族，楚文明以“蛇”及“獸”類圖騰為主，分佈地區幾乎遍及黃河南岸到長江南北岸。或許由於山嶽及沼澤太多，這個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獨立性高，作戰的機動能力很強。目前有不少史料顯示，伏羲氏及黃帝王朝可能也來自這個文明體系的較北方部族（詳見拙作《亂世經營術》。也就是說，這個圖騰族很早便參與了中原華夏文明的“爭權奪利”。
不過，自從黃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堯，被原屬東方烏圖騰族的帝舜篡位後，帝堯的殘餘勢力被流放於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歷經夏、商、西周王朝連續將近一千年，除了少數幾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這個圖騰族幾乎退出了華夏文明的政局。
蛇獸圖騰族的特色是以遊獵為生，活動力強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間的組織鬆懈，大多采取平等的聯盟方式，不像華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階級組織。在中央組織上，楚文明也採用集體領導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領導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務上都必須諮詢各大部族的長老或領袖。加上其族群分散於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結的力量較弱，使楚國在整體作戰力上並不顯得特別強。不過，這個分權的聯盟組織，在人類文明的貢獻上，絕不亞於黃河流域的華夏體系。
南北對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時，楚國自身已有了相當完整的政治體系。領導者也自稱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諸侯是歸屬於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轄。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處於南北對峙的狀態。
日後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個“熊”字，應與獸圖騰族有關，也有史家認為可能與黃帝的“有熊氏”屬同一部族。《帝王世紀》書中便記載著帝堯被帝舜流放到長江流域的傳說，或許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後，“落葉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