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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最柔弱者為水，任何再微小的阻擋，都可以改變其方向和形狀。在圓形容器中，水是圓形的，在方形容器中，水則又成為方形，似乎是最沒有自我主張的東西。但一朝積成洪水之勢時，則再巨大的岩石也都難擋其勢。
然而一般弱勢之人，卻很難懂得這層道理。通常很少人能忍住弱勢，反而急著想要強大，以致常冒險亂闖、亂投機，因而惹來提前敗亡的命運。
有的人在弱勢時，固然能堅忍不拔，但只要累積力量到達成功後，便又急於表現自己的氣勢，而忽略了強必轉弱的危機，以致難逃敗亡的命運。
周王朝成立時，贏氏一族的命運便陷入了最悲慘的黑暗時代，但他們的子孫都能堅毅不拔地努力，加上新建的大本營地處偏僻，反而不會捲入中原各國的爭權奪利及晉楚兩國的南北大對抗中，因此更能夠累積實力，終能成為真正的大贏家。
異人和呂不韋一黨，在秦王室繼承權的爭奪戰中，原本也是最弱勢的。特別是異人身處危機四伏的趙國京城，但“生於憂患”的內張力，使他們比別人更需要奪權以求自保，才能在關鍵時刻反敗為勝，成了大贏家。
即使秦始皇本人，早年的環境也是非常艱困的，但這些成長中的磨練，卻也是他成功的最大本錢。
呂不韋成功後，奢侈驕縱，因而惹來殺身之禍。相反地，秦王政在奪得大權後，卻仍壓制自己原先的意念，採用李斯和尉繚的建議，使自己的運勢更進而往上成長，終能擊敗六國，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
只是愈大的成功，時常隱藏著更大的危機，也使秦始皇本人必須去面對一個更大、更危險的挑戰。
劉邦大傳……第二章 統一的弱點
第二章 統一的弱點
中央與地方間的距離，造成統治命令貫徹上的困難，尤其遙遠的齊、燕及荊楚，幾乎不可能貫徹法治主義，因此還是保持著半獨立的封建制度。
中央集權，成功中暗藏危機
當秦國在雍岐一帶重行建國時，在組織結構上仍承續祖先蜚廉、惡來的傳統武風，一直維持著部落式的戰鬥團體組織。為強化各部落的機動性和獨立性，在統治管理上便相當鬆懈，全賴領導者的個人魁力以作整合。因此，建國以來其戰鬥力雖強，國力則一直未能作強有力發揮。只有像秦穆公般的英雄人物出現，秦國在國際舞臺上才有較高的表現，秦穆公去世後，便又停滯了下來。
秦孝公時代的商鞅變法，是秦國文明發展的另一個高峰。他運用其父親秦獻公時代設計的地方基層組織——什伍制度，加上實行連坐法，使原本鬆散的部落組織，成為關係密切並可以相互監督的基層團體。十年後的第二次變法，更以郡縣制度使傳統的戰鬥部落集團正式解散，各部落的武裝部隊改由秦王室直接指揮，徹底達成中央集權的軍隊國家化。
這不但是秦王室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經驗，也完全不同於數千年來華夏文明的傳統式平行政治組織，就算周公旦所創制的宗法和封建制度，在結構的嚴密上也無法和其相提並論。
換句話說，商鞅的改革，是純理論邏輯推論下的設計，可以說是空前大膽的嘗試，全無前例可循。因此，秦孝公和商鞅在執行上是非常的小心謹慎。
（有關其過程及細節，在拙著《秦公司興亡史》中有較完整描述，以供參考。）
幸好秦國是移民式部落組織，本身沒有什麼包袱，思考上較為單純，加上武裝集團一向較服從指揮的傳統習性，使秦孝公和商鞅連續兩次“大地震”式的改革運動，尚無太多的阻力。
作戰式部落集團一向便較富積極性和行動力，變法以後，所有軍士全歸中央統一管理，力量更為集中，所以自秦惠王、秦昭襄王起，一直到秦王政初年，秦國的聲勢一直迅速膨脹。
配合這股力量，秦王室當局不停地發動更多更大規模的戰爭，不但使秦國的版圖跟著飛快成長，統治人員也迅速增加，加上各地方結構日益複雜化，於是中央集權式的統治效率開始遭到嚴重的挑戰。
秦昭襄王時代，便曾在韓、趙兩國的新佔領區上試行郡縣制度，試圖和秦國本土建立同樣的管理模式。但到了呂不韋和秦王政期間，由於佔領區急速膨脹——特別是較遠的齊、燕、楚地，根本無暇作較有系統的規劃，只得暫時維持軍事佔領方式、未曾納入秦王室中央集權的體制中。
統一六國的政治規劃，雖然一直控制在外籍政團手中，但真正指揮作戰的，仍大都是本土派的部落領袖，因此在完成征討後，負責鎮守新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