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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和商業
（1）手工業
曹操對關係軍國之用的煮鹽冶鐵手工業極為重視，他說：“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操剛起兵時，親自“與工師共作卑手刀”。見者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邪？”操曰：“能小復能大，何苦！”後來操製成“百辟刀”五枚，謂之“百煉利器”。這種防身利器，只給太子曹丕及其他稱意的兒子。操與袁紹在官渡決戰時，“紹作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操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僅此一事，即說明操平日注意研製武器對克敵制勝的重要作用。古時，人們認為擔任軍器製造的官職，沒有出息。操為此特地給司金中郎將王修寫信，告以司金中郎將之職，雖低於軍師，然而從建功立業觀之，尚勝於軍師。後操物色韓暨為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謂熟鐵一石，即120斤），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史稱“暨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嘆，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三國志》卷15《張既傳》言：“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水排和水碓，東漢時已有人制作。三國時又推廣應用於邊遠地區，技術上也有所改進。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司馬懿鎮關中，曾“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曹操時鐵尚不敷用，故“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鹽的官營，尚早於鐵。官渡戰前，操使治書侍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衛覬給尚書令荀彧書，建議置鹽官，施行鹽業官賣政策，以積貲購置犁牛，吸引農民歸來。荀彧即以衛覬之議報告於操，操從之，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並令司隸校尉鍾繇治弘農。由此關中外出農民歸者益多，而關中諸將亦服從。此事前已引述。又如《三國志》卷27《徐邈傳》言涼州刺史徐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谷”。《全三國文》卷35載盧毓《冀州論》，提到“河東大鹽”，即今山西運城市解池生產的池鹽。足見當時地方官員對經營鹽業也十分重視。
《水經注》卷10《濁漳水》言曹操在鄴築銅雀、金虎、冰井三臺，冰井臺藏有冰、石墨，還有粟窖、鹽窖。並言：“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石炭，即煤。操藏鹽和石炭於臺內，說明對之甚珍視。
三國時，紡織手工業遍及家家戶戶，故操能施行按戶徵收綿絹的戶調製。操始有丁夫人，因故被遣送歸家，後操往探視之，欲令俱歸。夫人方織，踞機如故，終無一言。魏臣許允，以不黨司馬師，為師所殺，允門人走告允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操之前妻與許允婦皆官宦人家之女，尚如是勤於紡織，一般民間織婦紡織之勤苦，自不待言。
紡織用機，三國時有很大改進。史稱扶風馬鈞，巧思絕世，他改進了綾機，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此事後面再述。
曹魏的紡織產品，雖沒有蜀錦那樣著名，但蜀錦價格高，數量也有限，廣大人民群眾無緣穿著，只有富貴人家始能享受。魏的紡織業則絲織品與麻、葛布全面發展。齊地自春秋戰國以來即號稱“冠帶衣履天下”；西漢時，“兗、豫之漆、絲、絺、紵，被認為系養生送終之具。魯國之縞，以質地輕美聞名，故諸葛亮勸說孫權抗操時，將入荊操軍喻之為“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何晏讚美清河（今山東臨清東北）的縑、總和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的絺（細葛布）為魏名產；左思稱讚“錦繡襄邑（今河南睢縣）、羅綺朝歌、綿纊房子、縑總清河”。曹丕詔謂：“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縑、總、綃、繐，其白如雪，冬則羅、紈、綺、縠，衣疊鮮文”。另外，上黨、平陽的麻織布，亦頗足稱。曹操提倡節儉，連曹植之妻衣繡，都被處以死刑。這種嚴格禁奢措施，自然有利於麻葛織物的普遍發展。
（2）商業
東漢時，中原地區商業相當興盛，王符《潛夫論·浮侈篇》曰：“今舉俗捨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曰：“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郡，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在著名的絲綢之路上，“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