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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與偏見（1）
陳毅聰雙唇緊閉，神情憂傷，站在2002年8月1日的《遠東經濟評論》的封面上，用紅框圈起的“IN COURT”圖章印正好印在他灰色襯衣上，襯衣下是明顯單薄的身體。他住在北京東郊的一間簡樸的房間裡，家中惟一的電器是海爾沐浴電熱器。“像我這樣的人，又能有多大影響力呢？”陳毅聰向《遠東經濟評論》的記者抱怨。此刻，他家中的電熱水器的生產者、中國最令人尊敬的公司海爾集團將他推向法庭，後者相信這個25歲的年輕人在網上寫作、並被一些雜誌轉載的一篇文章，“誹謗”了自己的聲譽，勒令在網路上刪除這篇文章，收回轉載這篇文章的雜誌，並向他索賠30萬元。
我記得那天的憤怒。那時我剛進入新聞業，滿腦子是鮑勃·伍德沃德、卡爾·伯恩斯坦的水門事件，林肯·斯蒂芬斯的揭黑新聞式的光榮夢想，年輕的小夥子們敢於挑戰最高政治權威、商業托拉斯，他們的報社則堅定不移地站在他們這一邊。一個美妙的社會不正是這樣運轉的嗎？沒有人擁有絕對權力，政治權力、商業力量與新聞輿論彼此制衡，相互令對方不安；如果一切難以制裁，那麼最高法院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仲裁者。我喜歡埃德蒙·柏克那個著名的觀點：自由是什麼？它是不同的社會力量彼此制衡時下面留出的那片空間。
陳毅聰看起來不像個浪漫主義的挑戰者，他的文章本身也缺乏任何特殊之處，所有材料都選自公開的資料，只不過他將這些公開材料賦予了某種疑問色彩——海爾是否像它在外人面前呈現的那樣光芒四射。這樁被廣泛討論的訴訟案最終不了了之。開庭前，海爾撤回了訴訟，陳毅聰成為了勉強而短暫的英雄——大衛無意中挑戰了哥利亞，最終還得以全身而退。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記得陳毅聰與海爾的故事。4年的記者生涯之後，我頭腦中那些新聞業的浪漫色彩日漸消退。那些相信自己是社會公器的新聞媒體，似乎都命運多舛，那些比陳毅聰更有專業精神的職業記者，在嘗試了幾次令人讚歎的調查性報道之後，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被調查者對他們的限制明顯增加，另一方面蜂擁而來的有冤屈的公眾將他們視作一個權力中心，紛紛向他們求援……
而且，法律似乎突然煥發了一種意外的生機，那些被新聞記者提及的政府官員、或是商人，突然言之鑿鑿地用一種新的語言來為自己辯解——你不要亂講，我可以在法庭上告你。他們的名字、他們的肖像、他們一直並不在意的名譽，突然間變得神聖非凡，他們要拼死捍衛。而面對控告的新聞記者，卻似乎找不到對應的武器來保護自己。
對於很多記者而言，只要將他們的目光從這條充滿壓力的荊棘路上偏轉開，就可以看到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新聞的產地，數不清的公司在等待被報道、被讚揚。年輕的記者們可以被邀請去住五星級酒店、坐商務艙，只要聽從公關公司的安排，你可以過上舒適的採訪生活，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濫用這種權力，公然地接受賄賂。
於是，新聞力量一方面高度受限，缺乏保護；另一方面，又面臨著太多的誘惑，隨時可能被腐蝕。缺乏真正獨立精神的媒體總是處於某種不成熟狀態，一些時候，它誇大自己的使命，新聞報道帶有了過份強烈的道德仲裁者的痕跡；另一些時候，又陷入了犬儒主義的泥淖……在這兩種極端情緒的搖擺中，新聞的基礎——對事實的追查、對真相的探求——卻經常被遺忘。所以，儘管新聞記者經常自稱為“社會公器”，我們卻清楚，我們並未付出可相匹配的努力去贏得對應的尊重。
新聞業的受困，多少可以解釋我們的公共生活中越來越強烈的權力的傲慢。昔日的傲慢，來自於官僚體制的特性，它入侵到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而如今的傲慢，還要加上一層新的含義，權力與商業力量達成的一種新的聯盟，地產商的轟隆隆的推土機橫掃出的一片片廢墟，象徵了商業的能量，從一切束縛中解脫出來，它無視那些站在廢墟旁的個人的無力身影。
傲慢與偏見（2）
像4年前的海爾集團與陳毅聰的官司一樣，過去一段時間中，富士康科技集團與《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間的戲劇性的案件，吸引了廣泛的注意力。最初3000萬元的賠償金額，迅速使所有人的注意力從訴訟最初的核心——報道是否準確——轉移到了別的方面。新聞媒體與公眾表達出的潮水般的憤怒情緒與其說是針對具體的富士康公司，不如說是一個受困的社會的不滿情緒的集體釋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