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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也期待商業活動能為更廣闊的社會變革提供某種幫助。比起那座平移自慕尼黑的啤酒城，真正令他驕傲的是兩年前他和朋友們在德國的杜塞爾多夫市興建的“中國中心”，他試圖將中國的文化、藝術、食品、音樂展現在歐洲人面前。
你需要相信些什麼（3）
曹克波對於父輩價值觀的繼承，與他的雄心勃勃、開放性，對於每一項日常工作的執著，像是為中國正處於斷層期的中國商業倫理提供某種啟發。人們會習慣性地說，是清教倫理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提供了精神動力，但事實上，如果你耐心觀察中國近代的商業史，你會發現類似的價值觀也同樣存在。在馬克斯·韋伯的框架中，勤奮與節儉是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兩項品質，在中國文化中也同樣至關重要。
中國商業中太多的投機主義、太多的自滿，缺少根本性的驅動力，因為商業環境缺乏可期待性。有時候，與權力的關係、或是一次恰好的投機，可以將一個人迅速推到中心的位置，這種成功，不是源自於艱苦的努力，不是源自對於商業活動的真正的熱愛與尊敬。同時，這些暫時的成就又是多麼脆弱，它可能再度被權力剝奪，或是因為一次社會動盪，甚至是政治的改變，而變得一無所有。生活在中國的商人們，總是被各種政治、社會的不確定性所困擾，他們缺乏繼續拓展的激勵，值得理解。商業倫理的建立，必須藉助與政治、法治與文化對應的改善。
曹克波的價值觀的建立，得益於蘇南的商業傳統，江陰市的親商業姿態，父子傳統所帶來的穩定性（在中國，家族傳統一直是對抗社會動盪的最有效的方式，至今似乎仍是），還有他對於西方價值觀的理解。它們都融合在一起，變成了我們期待的商業倫理。真正的商人，不僅僅是將商業活動視作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這些行為應該來自於你內心的召喚，你在每一項決策中、每一臺機器的改進中、每一次對員工的培訓中，都得到了某種深深的滿足感，都是拓展你生活意義的一部分。
中國的方式（1）
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的演出舞臺上那些戰士的面孔，一排排電腦桌，貴陽市警察們的1200輛摩托車，廣東一家工廠的職工的宿舍樓陽臺，一家胡椒廠的黑色的原料缸，一家購物中心的扶手電梯……這些人與物，數量龐大，整齊劃一，每個個體模糊不清。將這組照片命名為“中國模式”，在這個標題下是一句簡單的說明：“A unique look more than a billion overlapping lives”。
這組照片給我的感覺既清晰又複雜。我們早已熟悉了西方媒體熱衷的象徵手法，在網路熱席捲中國時，雜誌的封面上一個綠色軍帽，原來的紅色五角星，被置換成@；在ＳＡＲＳ流行時，則是戴上了口罩的毛澤東畫像；在形容臺灣海峽兩岸的緊張情緒時，是一條紅色的大龍和一條綠色小龍的糾纏……
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形象的認識，和一個旁觀者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我記得日本歷史學家梅棹忠夫關於世界地圖的有趣發現：在美國出售的世界地圖，是以北美與拉美這塊大陸為中心的，或者以大西洋為中心來描繪地球形象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圖上，日本跑到了中央位置，英國和北美則被安排到邊緣；而在中國，我們都知道，那隻雄雞才是世界的中心。
我對於外來者對中國做出的過份概念化的描述，不再感到不安。因為我們也在粗暴地理解對方，誰能說我們對於美國、對於日本或是任何一個國家與地區的看法不充滿著深深的偏見。
人們總是容易把握住那些最顯而易見的元素，儘管很有可能，這種元素在生活其中的人們眼中早已習以為常，甚至進行某種自我欺騙式的視而不見。我可以想像，中國人在第一次看到安東尼奧尼的《中國》時的震驚和憤怒——我們將你視作中國人民的朋友，你呈現出的卻不是那個火紅的革命熱忱，而是在一個包裹在藍色服裝下刻板的中國。因此，重要的是，你如何學會站在別人的角度，觀察自己，獲得對自身的新見解。
我知道這組照片在表面的戲劇性背後的真實性，在告別了那個全民一致性年代至少３０年後，集體主義、趨同的、單調的思維模式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我們在歡呼一個多元化社會的出現，卻發現這種表面的多元化，在本質上存在著多麼強的一致性。我們的社會的確像是一個個雷同的複製品的集合：幾乎每個城市都修建了空曠卻無人使用的人民廣場；幾乎每家電視臺都在進行某種選秀活動；在江浙一帶的富裕起來的鄉村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