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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運因為夾在資本主義的英國與社會主義的中國之間而備受矚目。
為了安置災民，香港政府興建29棟7層高的徙置大廈，它也是香港公共房屋計劃的開端。在接下來的30年中，我們看到了現代香港社會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移民們意識到他們回不去家鄉了，而且家鄉的人仍源源不斷地向此湧來，他們願意付出所有的辛勞而獲取穩定的生活，他們在一片貧瘠之地、一直依賴轉口貿易生活的港口上創造了工業革命與經濟奇蹟，而香港政府開始被迫為這些人民提供更負責任的治理和社會保障。
儘管香港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毫無疑問，它仍是管理得最佳的華人城市。它的社會內部的結構是怎樣構成的？政治權力與社會民眾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在漫長的歲月裡，北京和倫敦是如何改變它命運的軌跡的？仍是令人饒有興致卻沒有答案的題目。
你需要相信些什麼（1）
他看起來有三十五六歲，留著短短的寸頭，矮胖的身體正好擠進座位裡。飛機起飛前，他一直在打電話，用的是摩托羅拉出品的“明”手機，談話裡充滿了“市場份額”、“客戶需求”這樣的詞彙，在飲料服務開始之前，他在讀一位明星教授剛剛出版的《品三國》，吃完飯後，他靠在座位上閉幕養神，一顆接一顆、一遍又一遍地數他手中的念珠，厚厚的嘴唇輕輕地蠕動著。
在飛機上、在汽車上，更多的是在餐桌前，我聽到了那些一分鐘前還在討論新的商業機會的人，隨即談起他最近的五臺山之行，或是他對於南懷瑾的看法。一些人還會提到，海南航空的總裁陳峰是一位佛教徒，年輕的首富黃光裕信奉天主教，青島雙星的領導人汪海甚至說出了“讓觀音為我站崗”……佛家、道家、基督教，或是那個籠統得誰也說不清的“國學”，蜂擁而至。
這些談話總是支離破碎的，在經過一翻缺乏邏輯的雲山霧罩之後，總是要回到那句感慨：“人還是不能沒有信仰。”這種餐桌上的閒談，蔓延到商業報紙與商學院的課堂上，人們抑制不住地要談談“心靈的問題”。
和這個潮流並存的是慈善業的突然興起。社會企業家與企業的社會責任開始四處氾濫，我記得在一次拍賣會上，人們坐在鋪著雪白桌布的桌子旁，一邊喝紅酒，一邊觀看幻燈片裡山區兒童的那些充滿渴望的面孔，耳邊是《讓世界充滿愛》的旋律。我多少覺得，那空氣裡飄蕩著某種煽情和虛偽。
我們生活在一個喜歡追逐風潮的社會。大約10年前，是經濟學家們最活躍的時刻，“經濟人”是如此時髦的詞彙，一個認定是有主見的人喜歡這樣開始講話：“按照市場需求”或是“就本質而言，這一定是利益上的考慮”。似乎出於對中國社會長期公有制帶來的壓抑的報復，人們四處公然宣稱“自私自利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我們對於事務的視角都轉化成經濟式的，還記得人們曾經多麼津津樂道於這樣的說法：國家與國家間的競爭就像公司與公司間的競爭，總統就是執行長，利益的增減是惟一評價的工具……人們引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為利己主義辯護，卻很少提及他的《道德情操論》。
10年後，一切發生了慢慢的轉變。這真是充滿反諷的社會圖景，在我們的少林寺方丈將自己塑造成執行長，將佛教遺產轉變成市場價值時，那些一直掙扎在金錢世界的人開始大談信仰與社會責任。
用“社會的價值失序”來作籠統的解釋，是草率和懶惰的。現在，幾乎人人都承認了這一點，昔日的意識形態已經失效，對金錢的崇拜只可以充當短期的替代品，人們需要些別的，以為自己的工作與生活賦予意義。而一些關於精神世界的空洞討論於事無補。我們不可能將基督教真正移植到中國，也不可能回到古代中國，復甦我們祖先的價值觀。指責一個社會缺乏什麼是容易的，給出一個所謂的解決方案也並不難，但真正的改變卻必須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之上——你必須有一種充分的現實感，理解、同情這個社會的現狀，試圖改進它，並知道怎樣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我甚至不該進行如此寬泛的討論。我越來越發現，我們的社會中根深蒂固的單一性思維，妨礙我們建立一種健康、多元的價值觀。那種浪漫主義的語調容易打動人，令人熱血沸騰，卻也容易導致我們對世界的簡單化看法，並演變成莫名其妙的激進主義。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主題，把討論的範圍縮小到商業世界對價值的渴求。商人群體對於宗教的熱衷，除去盲從的成份以外，的確是因為集體性的精神資源的匱乏。在過去的30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