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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公共討論，我鍾情的作家與知識分子，無一不是那種深刻地捲入公共生活的人物，這正是一個健康社會的表徵，知識用來指導行動，啟蒙則是一個必需的步驟。我總想像著伯特蘭·羅素在透過BBC向全球5億聽眾講述他對世界的思考的場景，以賽亞·伯林語以他特有的流暢與吞音向公眾講述黑格爾，或是泰勒在電視螢幕上與人討論當下政治活動的歷史意義……
公共討論的前提是，這個社會擁有多元的價值觀，它還必須擁有某種共識，遵循某種遊戲規則。討論目的不是為了給出一個既定答案，世界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對於問題的深入探究能力。公共討論是培養每一個捲入其中的人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們既有的成見（儘管結果經常如此）。我也從來不相信公共討論中存在平等，不平等的來源不是權力、名聲，而是洞見。如果你缺乏這種洞見，你最好保持沉默，洗耳恭聽。任何辯論參與者，惟一可以代表的立場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獨特的經驗是具有價值的，況且，每當一個人試圖代表一群人說話時，他的聲音就會顯得多麼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誠，如果你的聲音引發了普遍的共鳴，不是因為你刻意想代表他們，而是你的獨特經驗恰好具有普遍性。
我刻意地富有邏輯地寫了這麼長的一段，是因為我越來越難以容忍那種質量低劣的公共討論四處氾濫。在很大程度上，人們開始沉湎於那種語言的泡沫所帶來的快感，而這種泡沫麻痺神經、窒息思想。一種普遍性的情緒已經越來越顯著，人們看似說了很多，卻好像什麼也沒說。中國社會突然從一個資訊極度匱乏的社會，變成了一個資訊過剩的社會，前者因為資訊過少而無法建立思考的基礎，而後者則因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礎的價值觀在形成之前，就被資訊沖垮；僅僅20年前，我們還在談話中過度謹慎，而現在每個人都擔心自己說得不夠……
線性的邏輯是多麼幼稚。一度我們以為，只要自由表達了，就必然會湧現出新的思想，只要資訊流通了，我們就可能加深對事物的理解。但是，真實的情況比想像的複雜，社會是一個精密的儀器，每一個零件都必須有其功能，它才可能精確運轉。按照經濟功能，中國已是一個由不同分工構成的多元社會，但是，在思想層面上，它卻仍是高度單一化的。
被孫中山一代哀嘆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經現代意識形態、廣播與大眾閱讀的洗禮，到了“文革”時代變成了“情感熱烈、偏狹的群氓”，如今，我們正目睹了他們以新的形態出現，因為藉助了新的技術手段，人們以為自己變得無所不知，充滿了新的自負。很多時刻，參與公眾話題辯論人的口氣，令我想起了波蘭詩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對“現代文盲”的定義：“他們會讀，會寫，甚至還在大學、中學、小學裡教書——在他們的腦海裡，歷史雖然是隱約存在的，可是卻混亂不堪。莫里哀變成了和拿破崙同代，伏爾泰則變成和列寧同時代”。
中國在分享全球的經濟增長、宜家家居和Windows作業系統的同時，也在分享全球正面臨的價值體系的混亂。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與西歐為代表的西方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他們提供清晰的目標，而世界其他國家則透過模仿，而提供改善自己的動力。如果運氣好，意志堅定，一個國家可以將模仿轉化成一種新的創新，比如日本。但是如今，清晰的目標不在了，西方世界甚至開始否定自身。我記得布熱津斯基曾經說過，明確的歷史程序感如今消失了，人們生活在一個壓縮的世界裡。
“大國崛起”厭倦症（2）
或許在全球範圍內，除了印度，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能體現出這種壓縮感。這種壓縮感帶來了極為新奇的體驗。我在中國最大的入口網站新浪上讀到一則新聞：重慶奉節縣朱衣鎮的謠傳說，為了建造一段高速公路，工地方將在當地尋找18名12歲以下的童男童女獻祭，將他們填埋於橋墩之下，以確保眾多高架橋的穩固。我當時第一反應是孔飛力筆下的乾隆年間的“叫魂”事件。這則新聞所對映出的心理，也同樣真實地屬於那個被熱烈談論的已經震撼世界的中國故事的一部分。
這種情感與思維上的壓縮感，使得事物不僅不是非黑即白，而且灰色地帶越來越多，這使得公共討論必須具有更細微的觀察力和更為精確的表達。這與我們已經長久習慣的“口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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