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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使他難以訪問美國，甚至連講學都有困難。
愛因斯坦第二個偉大的事業是猶太復國主義。雖然他在血統上是猶太人，但他拒絕《聖經》上關於上帝的說法。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他越發看清反猶主義，這導致他逐漸和猶太團體相認同，而後成為一個直言不諱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擁護者。再度不受歡迎也未能阻止他發表自己的主張。他的理論一發表就受到攻擊，甚至成立了一個反愛因斯坦的組織。有一個人被定罪為教唆他人去謀殺愛因斯坦（只罰了6美金）。但愛因斯坦是冷靜的：當一本書以題為《100個反愛因斯坦的作家》出版時，他反駁道：“如果真是我錯了的話，那麼一個人反對我就足夠了！”
1933年，希特勒上臺了，愛因斯坦正在美國，他宣佈不再回德國。後來納粹義勇軍抄查了他的房子，並沒收了他的銀行賬號。一家柏林報紙的頭條寫道：“來自愛因斯坦的好訊息——他不回來了。”面對著納粹的威脅，愛因斯坦放棄了和平主義，終於憂慮到德國科學家會製造核彈，因而建議美國應該發展自己的核彈。但是，即使在第一枚原子彈爆炸之前，他就曾經公開警告過核戰爭的危險，並提議對核武器進行國際控制。
貫穿愛因斯坦一生，他致力於和平的努力可能成效甚微——肯定只說服了很少的朋友。然而，他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口頭支援在1952年被及時承認，其時他被推薦為以色列的總統。但他謝絕了。他說他認為自己在政治上太天真。可是，也許其真正的原因卻並非如此，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話：“方程對我而言更重要些，因為政治是為當前，而一個方程卻是一種永恆的東西。”
伽利雷·伽利略
伽利略可能比任何其他的人更有資格稱為近代科學的奠基人。其與天主教會名聞遐邇的衝突是他哲學的中心事件。這是因為伽利略是作如下論斷最早的人之一：人類有望理解世界是怎樣執行的，而且我們還能透過觀察現實世界來做到這一點。
伽利略很早就相信哥白尼理論（即行星繞太陽公轉），但只有當他發現了證據來支援這一學說時，才公開表示支援。他用義大利文寫有關哥白尼理論的文章（沒有用普通的學院式拉丁文），並且他的觀點很快就廣泛地得到大學界之外的支援。這惹怒了亞里士多德派的教授們，他們聯合起來反對他，並極力說服天主教會禁止哥白尼主義。
伽利略為此而擔心，他趕到羅馬去向天主教權威當面申訴。他爭辯道，《聖經》並未試圖告訴我們任何關於科學理論的東西，通常都是假定，當《聖經》和常識發生矛盾時，就成為比喻。但是教會害怕這醜聞可能傷害它對新教徒的鬥爭，所以採取了鎮壓的手段。1616年，它宣佈哥白尼主義是“虛偽的、錯誤的”，並命令伽利略不準再“保衛或堅持”這一學說。伽利略勉強接受了。
1623年，伽利略的一位長期朋友成為教皇。伽利略立即試圖為1616年的判決翻案。他失敗了，但他設法獲得了准許，在兩個前提下寫一本敘述亞里士多德派和哥白尼派理論的書：他不能有傾向，同時要得出結論，人類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決定世界是如何執行的，因為上帝會以人類不能想像的方法來達到同樣的效果，而人類不能限制上帝的萬能。
這本題為《關於兩個主要世界體系的對話》的書，於1632年在檢查官的全面支援下完成並出版了，並且立刻被全歐洲歡呼為文學和哲學的傑作。不久教皇就意識到，人們把這本書看作是確認哥白尼主義的論證，後悔允許該書出版。教皇指出，雖有檢查官正式批准出版該書，但伽利略依然違背了1616年的禁令。他把伽利略帶到宗教法庭面前，宣佈他終身軟禁，並命令他公開放棄哥白尼主義。伽利略又第二次被迫從命。
伽利略始終是一個忠實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對科學獨立的信仰從來未被動搖過。1642年，即他逝世前4年，當他仍然被軟禁時，他第二本主要著作的手稿被私下交給一個荷蘭的出版商。正是這本被稱為《兩種新科學》的書，甚至比支援哥白尼更進一步，成為現代物理學的起源。 伊薩克·牛頓
伊薩克·牛頓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物。他和其他院士的關係聲名狼藉。他晚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激然的爭吵糾紛中渡過。隨著那部肯定是物理學有史以來最有影響的書——《數學原理》的出版，牛頓很快就成為名重一時的人物。他被任命為皇家學會主席，併成為第一個被授予爵士的科學家。
牛頓不久就與皇家天文學家約翰·夫萊姆斯梯德發生衝突。他早先曾提供牛頓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