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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木擔心地說：“這樣做未免過於武斷，鄧小姐肯定與移民和偷渡犯不同，她也不可能來日本定居。而且據我們偵察中得知，鄧小姐是作為日本最大的唱片公司——寶麗金公司請來演唱的歌手入境的，她今天晚上將有首場演出，而且門票早在幾日前就全部售出。在這樣的時候對鄧小姐進行拘查，是否會引來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呢？如果一定對鄧小姐進行依法拘查的話，也應該將時間選擇在她的首場演出結束後進行才是！”
事務長官卻拍案喝道：“這是法律，而且是依國際法行事，不是兒戲！佐藤警官，請按法律行事吧，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
佐藤木見移民局事務長官的決心已定，情知繼續進言無益，只好返回亞力士大廈去執行對鄧麗君的拘查命令。
下午4時50分，佐藤木率領10餘名移民局的值勤警員爬上了亞力上18樓，他們敲開了該樓層陽面的正室。當時，鄧麗君正在準備前往新宿去參加當夜的臨場演出，攀然間見自己的房間裡闖進一群如臨大敵的日本警員，不禁大吃一驚。從前，鄧麗君所見到的日本警方人員大多是非常客氣的，那是當她出現在觀眾包圍的機場、車站或演出場所時，警方人員出現在鄧麗君的身邊，是為了她的安全。可是今天這些佩帶日本移民局徽章的警員們卻冷若冰霜地向她出示臨時拘查證，這使鄧麗君如五雷轟頂，大吃一驚地叫了起來：“你們要做什麼？我是寶麗金唱片公司所邀請的客人。你們如果有什麼事需要找我，最好事前與寶麗金公司取得聯絡才好，否則，我是不會跟你們談什麼的。”
“您錯了，鄧小姐，”佐藤木口氣盡量和緩，因為在他的心裡仍然對鄧麗君有著深深的好感，同時對事務長官對鄧麗君等同移民處理也心存異議，但佐藤木作為警員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當局的命令，他一本正經地向鄧麗君出示拘查證說：“根據日本移民局的有關法令，請鄧小姐跟我們走一趟吧！”
“請問，我……到底犯了什麼法？我是經過簽證來到日本的歌唱演員啊，你們怎麼能對我這樣……粗暴？”鄧麗君從來沒有遭到過這樣難堪的事情，一位剛剛遭到了男友摔死的打擊，遠離父母雙親的女孩子，她做夢也沒有料到在她來過幾十次的日本首都，居然會有一群警員要她在即將登臺演出之前拘捕她。鄧麗君因為驚駭和憤慨，面龐變得煞白，渾身情不自禁地哆嗦了起來。
“問題也許恰恰就出在您的簽證上面。鄧小姐，目前東南亞的假護照很多，我們日本是一個不斷受到假護照和偷渡犯干擾的國家，因此我們移民局就不得不對所有持偽造護照的外國旅客進行嚴肅的審查，”佐藤水用日語與不肯在那張拘查證上簽字的鄧麗君交談，他說：“不過請鄧小姐不要太緊張，只要經過審查，搞清假護照的來源，我們很快就給你自由！”
“不！我所持有的護照並不是偽造的，你們弄錯了！……我，我好委屈！”鄧麗君大聲地抗議著，反抗著，又苦苦地求道：“警察先生，即使你們對我所持有的護照有異議也不要緊，我相信你們很快就可以查清的。只是請你們不要將我帶走，今天夜裡有一次很重要的演出，票已經售出去了。只要允許我唱完這一場，我是可以到你們移民局去說清真相的！可以嗎？”
“對不起，鄧小姐，”佐藤木變得很無情，將桌子上的那張拘查證推到滿面淚痕的鄧麗君面前，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對她說：“我們是在執行公務，我們不管你是否有演出活動。你必須馬上放棄一切，跟我們到移民局去。鄧小姐，請吧！”
鄧麗君面對著一大群冷酷無情的日本警員，感到六神無主。在這個非常緊急的關口，鄧麗君忽然發現了床頭櫃上的電話。她急忙撲過去，操起了電話並開始撥寶麗金唱片公司的號碼，可是卻被佐藤木的一隻大手按住了號盤，他聲色俱厲地說：“鄧小姐，請你簽字吧！”
鄧麗君呆立在那裡。一直在鮮花和喝彩聲中長大，處處受到人們尊重的她，此時如同猛然間被一隻可怕的巨手推向黑暗，推向荊棘，推向幽谷，她在這座豪華的大廈裡變得孤立無援，宛如掉進了虎口。鄧麗君縱然是滿腹委屈，也是“秀才遇見兵”無法說清。在無奈和憤意中她堅持了幾分鐘，後來她終於用手帕拭乾了臉上的淚滴，拿起佐藤木遞來的筆，在一張“拘查證”上百般無奈地寫下“鄧麗君”三個字……
囹圄七日1979年12月18日清晨，日本東京的幾家報紙，率先開始報道鄧麗君因為“假護照事件”而被日本移民局拘查的訊息。日本《東京新聞》刊登署名大川江的文章，題為：《歌星鄧麗君因一張作偽印尼護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