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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兩個時期都擔任“政治鎮壓受害人平反委員會”主席，所以他提供的數字是可靠的，不算官方也至少是半官方。
蘇俄解體後。蘇俄的歷史檔案解密公開，鐵幕後面的場景越來越多地顯露出來。這些檔案吸引了全世界的研究者和關注這些歷史的人。
《蘇俄歷史檔案選編》共34卷在中國出版。
其中《關於蘇俄大清洗》和《關於歷史案件的平反》等專題，都提到斯大林時代的政治迫害和非正常死亡。
特別是第30卷中《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中有了正式的被鎮壓者的官方數字。
報告中寫道：“研究國家安全機關的文獻資料確定。1930—1953年間根據由蘇俄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等機關起訴的刑事案件，有人受到鎮壓，其中被判極刑的人。”
“在被鎮壓的人中間，由執法機關判處的有人，其中槍決人，非執法機關判處的有人，其中槍決人。”
報告在多年研究檔案的基礎上。公佈了這樣的事實:“根據文獻判定，斯大林親自監督過鎮壓活動。”
“斯大林是不經法院和偵查而進行大規模的逮捕和槍決、成千上萬的人被驅逐出境的倡導者和組織者。”
報告說：“犯罪的行為氾濫成災，表現為內務人民委員部擬定清單。交蘇俄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或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審理。”
“而且‘懲罰’已事先確定。這些名單呈送斯大林本人。”
說白了，就是先定罪再抓人。
報告舉例說。在1937—1938年期間的383份名單中，有高階幹部、高階軍官和經濟管理人員受到懲罰，其中人被槍決。
“在這些名單上有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員的親筆批示。在383份名單中斯大林簽字的有362份。”
“莫洛托夫簽字的有373份，伏羅希洛夫簽字的有195份，卡岡諾維奇簽字的有191份，日丹諾夫簽字的有177份。”
“還有米高揚、葉若夫和斯?柯秀爾的簽字。”
“政治局委員們不僅同意提鎮壓建議，而且還批字鼓勵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工作人員進一步鎮壓，而在個別人姓名的上面有批字‘殺殺’。”
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還寫道：
除了上述被鎮壓的370多萬外。“還應當追加受害於集體化時期的340萬人以及遭鎮壓的330萬少數民族，這樣就超過了1000萬人”。
蘇俄檔案公開時、《一杯苦酒》出版時索翁還健在，不知他對這些數字有什麼看法，是否相信這個非正常死亡的數字。
《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中提出：“伸張正義問題現已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
“社會輿論及無辜受害者的親朋都在等待著為他們完全恢復名譽和永久紀念他們。”
“紀念鎮壓犧牲者的一切費用當由國家支付，為此應責成蘇俄部長會議為這些工作籌出所需資金。”
用列寧稱為“暴政”的沙皇和帝俄時代同“建立功勳的同時，也的確犯了一些錯誤”的斯大林時代作一點比較是有意義的。
那麼，沙皇和帝俄時代殺了多少人呢?看看索爾仁尼琴先生在《古拉格群島》中引用的俄國刑法專家的統計。
從1876年到1905年這30年內，共處死了486人，就是說，全國一年處死將近17人。
索翁寫道：“在第一次革命及其遭到鎮壓的幾年內。死刑的數字陡然上升，震驚了俄國人的想象力，使托爾斯泰為之淚下。”
“使柯羅連科和其他許許多多的人義憤填膺：從1905年到1908年共處死將近2200人。一個月45人!。”
與前者相比，1930至1953年的斯大林治下的國家被處極刑的人數是沙皇30年的1600多倍。
與後者相比，斯大林每個月處決的人數是帝俄最殘忍的年代的60倍。
對這樣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暴政和罪行，《關於斯大林問題》是這樣說的。
“他在黨內和黨外的鬥爭中，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和處理這兩類矛盾的不同方法。”
“他領導的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