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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車把普西金送到蘇俄使館，”
看到他走出去，偉人像是在自言自語，手掌有節奏地揮動著：“相信謝爾巴科夫有辦法讓那小子的訊息傳回國內。”
新中國一成立，出於對國際形勢和國內需要的考量，實行向蘇俄“一邊倒”的對外政策。
蘇俄也因內政外交上的需要，給了中國多方面的支援和援助。中蘇兩黨、兩國經歷了一個將近10年的友好合作時期。
但是，1958年接連發生的“長波電臺”、“聯合艦隊”、“炮打金門”等事件，使得中蘇兩黨之間出現了裂痕。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中蘇關係開始惡化。
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蘇邊界珠寶島等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裝衝突，雙方的傷亡都很慘重。
從1965年到1982年，在10多年時間內，中蘇之間人員的來往全部中斷。
雙邊的業務交往只限於一丁點兒貿易和每週各自開一班飛機和一趟列車，兩國關係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1982年11月10日，前蘇俄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
中國派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驊作為“特使”參加其葬禮。
在中蘇間人員往來斷絕了十七八年的情況下，這個“大舉動”在國際上立即引起了廣泛關注，被稱為“偉人對蘇共新領導發動的一次‘葬禮外交’”。
另外，在安德羅波夫上任後不久，就一反勃列日涅夫關於“發達社會主義”的拔高性提法，把蘇俄的發展階段只定位在“發達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上。
這位新任總書記也許預感到來日已不多，便大刀闊斧地對內、對外推行“新政”。
令人惋惜的是，安德羅波夫“出師未捷身先死”。於1984年2月9日病逝於莫斯科，“在位”只有一年零三個多月時間。
接任的契爾年科一年後也疾終於“位”上。中國政府又分別派出領導人參加二人的葬禮。
對此，有人稱為第二次、第三次對蘇“葬禮外交”。
第一次對蘇“葬禮外交”使中蘇關係的“堅冰”得以打破。
而後面兩次“葬禮外交”則是其延伸。接二連三的“葬禮外交”，使雙方接觸、交流的級別與水平不斷得到提升。
1984年、1985年。中蘇兩國第一副總理實現了間隔了20多年的互訪。
1967年因中蘇交惡而撤回大使，期間設臨時代辦。
一直到1978年，兩國才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
曾經中國人稱蘇俄人為老大哥，後來，太祖在世的時候，定義為蘇修。
可以說，在中蘇關係陷入冰點的那幾年，蘇俄人都不敢走出大使館的大門，害怕會被憤怒的中國人砸成齏粉。
位於京城東北二環路拐角處的蘇俄駐華大使館，1956年開始建設。
佔地面積16.5公頃。約250畝地，是當時乃至現在北京佔地面積最大的外國駐華大使館。
中國人民是寬厚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忘卻了兩國之間的那些不快。
此時的大使館，已經成為一處旅遊景點。當然，只能遠觀而不讓進去。
太陽把裡面的花草樹木都曬得直打卷，連蟬都懶得叫一聲，秋日的大使館顯得很是靜謐。
這時，一輛炎黃轎車疾馳而至，普西金從裡面出來，深深地呼吸了一口。
“我是普西金！”他衝要離開的轎車揮揮手。對站崗的武警說：“幫我聯絡下武官謝爾蓋耶夫。”
在中國人的眼裡，白種人好像都長得差不多。
這些武警每天都見到形形色色的蘇俄人，感覺好像沒有區別。
他在門口打了個電話，沒過多久，一位個子高高的蘇俄人神色惶急地走了出來。
“弗拉基米爾，”他衝武警點點頭。語速又快又急：“你終於出現了，怎麼跑到京城來了？”
“說來話長，”普西金苦笑著搖搖頭：“到你辦公室吧。”
“什麼？”謝爾蓋耶夫聽完他的講述，覺得有些難以置信：“弗拉基米爾，看來你得馬上和國內聯絡。”
說著。他伸手撥起了桌子上的一部電話，接通得比較慢。
“他奶奶的，”謝爾蓋耶夫煩躁地罵著：“這群豬玀，我們在外面工作，他們接個電話都磨磨蹭蹭的。”
“不著急，”普西金在來的路上，把來中國的原因梳理得清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