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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著又問：那麼，檢察院對我的起訴書中，我涉嫌的是什麼罪？
到了這一步，薛慰群完全明白了我的用意，他不能再被我牽著鼻子走了，他對審判長說道：起訴書已讀過，不再回答。
審判長也說道：不再回答。
必須回答！
我強硬地堅持：這是涉及法律程式是否合法，檢察機關是否違法的問題。
我的語氣和態度引起轟動，聽眾席上傳出一陣噓聲，有人喊道必須回答。
我猜想一定是我的好友在為我助威。
法庭秩序一片混亂，審判長拍下法槌，說：被告黃築開，如果你堅持，將取消你陳述的權利。
我淡淡一笑，說：那我就替公訴人來回答吧，起訴書中把我的罪名寫成是貪汙。
我不是國家工作人員，貴州通海公司也不是國營企業，貪汙的罪名從何說起。案件只能是越審越清楚，可是這樁案子，檢察院是越審越糊塗，竟然把當初的侵佔罪顛倒成現在的貪汙罪，把所謂正確搞成錯上加錯。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侵佔罪不屬檢察院受理範圍，根據全國人大檔案，檢察院在辦案中，發現是侵佔罪的，也應立即轉交公安機關辦理。因此，由檢察院辦理侵佔罪案，在司法程式上就是違法的。
更可悲的是，檢察院明明知道侵佔罪不是他們受理的範圍，明明知道我的這個案子是屬侵佔，為了障人耳目，他們不惜將拘留證逮捕證上的侵佔，改寫為起訴書的貪汙，這樣做，恰恰欲蓋彌彰，充分暴露了他們辦私案，辦假案，辦錯案的真實動機。
法庭秩序轟然開鍋，人們低語之聲如同被捅出的馬蜂嗡嗡營叫，審判長沒有阻止這種聲音的蔓延，他也同大家一樣，把目光集中在公訴人身上。
薛慰群並不感到特別的難堪，他仍然鎮定地坐在那裡，看著我，看著竊竊私語的人們，端視著法庭的騷動。
法庭陳述是一門語言藝術，它以陳之於事，動之於情，曉之於理打動法官和聽眾，我聽過很多法庭辯護和陳述，我為他們的精彩語言出色表演所感動。現在輪到自己說了，我卻不知道說什麼，怎樣說，原來想好的慷慨陳詞現在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又恨又急，無柰何，只得硬著頭皮去說，剛開始說得丟三拉四，語無倫次，後面才感到好了一些，找到了一點感覺，最後，才漸入佳境：
尊敬的法官，各位來賓，你們好。感謝法庭為我主持的這次公道，給我一個陳述的機會，使我壓抑在心中整整一年時間的話，終於可以對你們說了，可以對我的親人，我的朋友進行傾訴，可以對公正的法官進行申辯，可以對那些貪贓枉法進行抨擊。
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審判，這是我極不情願的，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站在被告席上，我打過四五次官司，從來都是以原告的身份出現，從來都是勝訴，但是，從來都是贏了官司輸了錢。這次我聘請的陳律師，他就是作為被告人的律師和我相識的。透過幾次得不償失的官司，我漸漸感覺，法律為什麼如此蒼白，法律還可信嗎？在這一次與陳林的經濟糾紛中，我不想再依靠法律，我想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事實、信譽、公理，結果我輸得更慘，我付出一年半的勞動，損失了多年的積蓄，損失了我的名譽地位，並失去了一年的自由。現在，不由我願意不願意，法律找上了我的門，我也重新找回了法律。不論你信不信賴法律，最後作判決的，還是法律。我希望法律能給我一個公正和公道。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透過我弟弟黃築平和馮道平認識了李小弟和陳林，陳林手上有一單六千多萬元的裝修工程，他沒有工程隊，沒有公司，沒有執照，沒有技術，什麼都沒有，但是他有關係，他急於尋求合作伙伴，最後，他選定了我。我們雙方的合作條件是：我將由我經營的貴州省南華裝飾工程公司的營業執照轉為貴州省通海裝飾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並以技術投入，陳林按工程總造價的百分之一給我提成，每月一萬元的生活費，達成了書面和口頭協議。
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裡，陳林沒有兌現對我的生活費，他欠我的其它工程款也久拖不付，在口頭書面多次索要無果的前提下，我將在廣州收到的購料返利款掌握在手中，以便支付人工工資和作為與陳林最後結帳的依據。陳林得知後，呼叫黑社會對我進行了綁架和傷害，並逼使我寫出書面還款書，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我給了他二十萬元。很顯然，這是一樁已經得到初步解決的經濟糾紛。後來，陳林又透過雲巖區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張彥先，以調查為名，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