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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像是不能輕易地記傳，可又無不記傳的理由。因王陵身正功高，且官居右丞相，曾在陳平之先，雖不得呂后重用，但終生伴君的王陵也算得到了善終。為什麼正直敢言的太史公卻未為其專門記傳，而僅是以極少文字，將其事蹟放在陳平的《陳丞相世家》之中呢？難道王陵真是因同情、善待雍齒，才被漢室晚封的嗎？
9。隱秘的就讓它永遠隱秘下去吧！
筆者自三十多年前初涉劉邦研究以來，便對上述一連串問題備感迷惑，百思不得其解，直至近年，腦海中才開始有較為清晰的思路。那就是：
其一，雍齒事件雖為重情重義之舉，但知情者極少，主要考慮防備周市發現詐降計劃。
其二，因為此事件，畢竟屬於用叛降之法解救親人之下策。在事件平息後，作為義軍統帥，自然有維護自身和軍紀尊嚴的考慮，也肯定會以為沒有理由和必要，將已被隱蔽起來的內幕，再去擴大知情範圍，因為這種叛降行為有違起義之初，眾反秦志士商定的軍事法制和道德原則，同時也可能對劉邦的權威及義軍在天下英雄面前的形象產生不利影響。
試想劉邦怎麼可能面對三軍將士，聲稱是自己為父母安全而同意部將採取詐降敵軍之行動呢？所以對雍齒案便不能不將錯就錯了。隱秘的就讓它永遠隱秘下去吧，自然會有人安排雍齒理解聖意，代主擔過，委曲求全，保持沉默，再也不要開口說話就是了。
當然，此事件可能在義軍中有所議論，那也不過是傳言而已。而且眾將士若知內情，也會以大局為重，說不定還會感謝雍齒，誰還多說閒話找沒趣，與統帥唱反調。至於史官如何記載，那就更不用說了。劉邦之御用史官自然會按皇室的要求寫文著史，無可奈何地為朝廷臉面幫閒貼金。
那麼需要承擔責任的自然就只剩下雍齒了，王陵自然也會受到牽連。而在那忠臣以愚忠為忠的年代，作為臣子，莫說是承擔替主擔過的委屈，即便似大將周苛、紀信及重臣酈食其那樣為劉邦赴湯蹈火者，也是前赴後繼大有人在。
此事件作為範例，為後世忠臣報主開了先河，最著名的莫過於三國時“周瑜打黃蓋”故事中描述的忠臣黃蓋了，而雍齒卻自此蒙上了降臣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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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祖皇帝，你活得好累
按古今常理，漢室也已詔告天下：最終封雍齒為侯。顯然等於是為雍齒正了名，也就是為“漢初第一大案”平了反。
既然平了反，劉邦卻又未說###理由，還繼續逢事必談怨恨雍齒，而且再也見不到“什方侯”雍齒的影子。甚至有時劉邦還因之對家鄉故里的一些鄉親耿耿於懷，如他直至晚年征伐英布，得勝返朝途經故鄉之時，高祖還對“豐”流露出抱怨和無奈，據《高祖本紀》載：
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
這種矛盾結局，顯然又令太史公無法為其圓說，也是最讓讀者迷惑之處。或許這也是司馬遷乾脆對其細節不予記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們則應從此謎局中看到劉邦與雍齒之間存有某種難以訴說的隱情，深入探索並求解其中的疑點，對於正確認識劉邦及漢初政治格局抑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參見本書“豐沛情” 一節）。
話說回來，“漢初豐沛集團”在隱瞞了“魏人周市圍豐”事件真相後，劉邦做出不殺雍齒的選擇也是十分為難的。這等於在眾將士面前給自己套上一副難解的枷鎖。
欲知底裡，不妨看看在開國創業中，沛公是如何又一次受到無法迴避的危急對自己心靈的摧殘的。或許世上真有“因果報應”，事隔不久，劉邦自己在戰場上，竟陰差陽錯地也遇到了一次可比同“魏人圍豐” 恐怖的嚴重事件。
那是漢四年初（公元前203 年）發生在滎陽前線，楚漢雙方激烈爭鬥時的驚心動魄的一幕：
由於楚軍對漢軍久攻不下，窮兇極惡的楚軍在陣前擺出一口盛滿開水的大鍋，下面燃著熊熊烈火，他們將虜來的劉邦老父綁縛在陣前高高的瞭望臺上。只見項羽高聲威脅劉邦說：“今不急下（投降），吾烹乃翁。”
面對如此突發的恐怖危機，劉邦沒有失去理智，拔劍而起，去與項羽去拼個你死我活，更沒有屈服接受項羽罷兵的條件。而是以異乎尋常的鎮靜，堅定巧妙地與氣急敗壞的項羽周旋。情急之下，他仍能據理針對項羽的弱點，以帶有嘲弄的口氣回覆楚軍道：
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爾翁，則幸分我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