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滎陽戰役發生的一切對劉邦身心的衝擊是巨大的，應該是促成劉邦下定決心，於最終又封雍齒為侯的重要原因。當然，此決定肯定也是在他與包括劉太公在內的極少數親人、親信知情者如張良、王陵、蕭何等多次密商後才下定的決心。而司馬遷採取不同方法，記述劉邦遭遇發生在“豐地”和“滎陽”的兩次事件磨難的良苦用心之目的也算達到了。
像“滎陽恐怖事件”一樣，“雍齒案”也一定給劉邦內心埋下了深深的創傷。以劉邦之重情重義，從心裡應該是感謝雍齒的，他甚至會對以詐降而有功於義軍的雍齒一直被蒙上降臣罪名一事時時感到內疚和不安。所以他才會在朝堂之上，嘉獎功臣時不由自主地說出雍齒“功高不忍殺之”的話來。
應該說“周市圍豐”事件的結局是令“豐沛布衣將相集團”滿意的。雍齒之成功詐降，避免了“屠城”的可怕後果，保全了義軍有生力量，避免了家鄉人民的犧牲和分裂。的確為漢家王朝的崛起立下了不世之功。“漢初布衣將相集團” 的成員們應該是心領神會的。這可能也是漢初文臣武將，自始至終不願意對“雍齒降魏”的重大事件做更多評說的原因之所在！當然，受傷害最嚴重的主要還是當事人雍齒，而劉邦不過只是裝裝樣子罷了。
在漢皇室詔令封賞功臣、皆大歡喜之後，或許劉邦作為帝王，可能會在暗地裡慶幸自己略施計謀便可一石二鳥，既維護了自己的權威和大漢的體統，又安撫了雍齒和眾多功臣﹔或許臣屬們也可能在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後，故意佯作不知“雍齒案”之內幕。但在《史記》之字面背後，你肯定會隱約真實地感覺到司馬遷的記述無時不在發人深省。
乍看起來，劉邦不殺“叛將”雍齒，反為之封爵一事，似乎表明了他對待親朋故舊的大度和“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的和諧。
只是，位極天子的劉邦，僅僅為維護尊嚴如此做作，不正表明他自己也是這一事件中的一位可悲的角色嗎？相信讀者在認真閱讀《史記》後，都會發現一個無處不在的弦外之音，似乎在問：“高祖皇帝，你活得累不累啊？”
14。司馬遷對雍齒抱有極大的同情
倒是雍齒這個悲劇人物，默默承擔著所有的非議和來自天子的抱怨乃至千百年來人們的誤解。
雖然，他立下了不世之功，卻只能躲在一邊做起了愚公，再也“不願”站起來光明正大地說一句話。人們，包括司馬遷也無法從雍齒口中得到一點資料。或許他已被封口不能說話，甚至已經不明不白地死去也未可知。《史記》之令雍齒隱去的做法，其實與略寫平民劉邦人生經歷的目的和思路是完全吻合的。
事實是，司馬遷本來也可以據實透露出“雍齒案”的真相以及皇室對之處理的內幕。只是他自己生活在漢王朝全盛的武帝時代，此事件已被塵封了多年，漢武帝也一定不會願意改變先帝之定論。太史公自然也便無法明寫了。
然而，司馬遷也一定清楚，雍齒一人的委屈，換來的是多少將士的欣慰和感激，他何嘗不對雍齒一案抱有極大的同情呢？司馬遷雖然把雍齒隱藏在文章之後，卻處處給讀者以疑案當事人的感覺，這本身便是他對此案持否定態度的表白，而且他畢竟也已經給了雍齒一個好人好報和一個似乎能讓各方面都能理解並接受的圓滿歸宿了。
遺憾的是，千百年來，善良的人們未能感悟出太史公寫史艱難之用意，只是一直在沿襲《史記》表面文字，以為雍齒與劉邦之間，真是早在起義之前便“有故怨”， 而相信劉邦表面上“數窘辱我”之說，相信雍齒真是叛逆小人。以致使本來顧全大局的雍齒只能一直含冤千年，這恐怕是司馬遷等賢者始料不及的。
時至今日，相信熱心秦漢史研究的人們，經過認真思索之後，定能逐步開啟塵封的歷史，還雍齒這個悲劇人物以本來的清白。（＇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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