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駐德記者見聞:柏林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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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趑趄不前。

在這次航程中，與苔斯狂打了許多場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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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7月14日

來自紐約的保羅·懷特和我們的“歐洲班子”開會討論了對戰爭的報道問題，包括莫羅、駐巴黎的湯姆·格蘭丁和駐倫敦的我。我們就傳輸線路和短波發射臺等技術性問題制訂了方案，另外還安排建立一個由美國記者組成的常設報道小組（例如，《紐約時報》國外部便僱用了幾名英國人），以防開戰後美國新聞機構不再允許其僱員作播音。我聽說，與我們競爭的廣播公司計劃採訪一些大名鼎鼎的外國人，包括英國的丘吉爾、法國的弗蘭丁（Flandin）、義大利的蓋達（Gayda），等等。但是，我們認為自己的計劃更好。如果戰爭爆發，美國聽眾希望聽到新聞，而非外國人的宣傳。我們對波蘭人未能迅速建成新短波發射臺而感到沮喪，因為這將使我們的廣播網出現一個漏洞。與愛德打了一場瘋狂的高爾夫球。平時，總是聽到我的工黨朋友們在下院咒罵義務兵役制，保守黨則表示希望繼續執行綏靖政策。但在球場上，卻聽到我的球童以標準的倫敦腔說：“這幾天我們大概必須得給那個笨蛋希特勒一頓胖揍了……”。這種感覺真是不錯。

巴黎（未標日期）

約翰·埃略特（以前駐柏林，現在是《先驅論壇報》駐巴黎記者）告訴我，他為報紙寫歐洲每日新聞的這些年裡，總共只收到了一打左右的讀者來信，只有這麼幾個人對他所寫的東西感興趣。但在3月15日布拉格被佔領時，他在巴黎只做了兩三次廣播，便收到數十封來信，有表揚的、有抗議的，也有提問的。

日內瓦，7月28日

福多爾和貢特爾今晚來了，我們聊天並辯論了大半夜。約翰對和平相當樂觀。福多爾本身就是一個有經驗的工程師，知道許多關於德國缺少鐵礦的材料。你不可能儲存太多鐵礦砂，福多爾說。約翰的新作《在亞洲》即將發行。我們還討論了印度，我擔心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有點過於敏感。與我不同，甘地給約翰留下的印象並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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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8月9日

昨晚由巴塞爾上車的乘客看上去幹淨而體面。正是這種型別的人，使我們不禁會喜歡納粹上臺以前的德國民族。今早，在阿德隆旅館吃早飯時，我要了一杯橙汁，如果他們有的話。

“我們當然有橙子，”侍者驕傲地說道。但是，當他端來早飯時，卻並沒有橙汁。“旅館裡一個橙子也沒有了。”他羞愧地承認。

今天與D上尉進行了一次討論。他是一名參加過世界大戰的軍官，其愛國心無可置疑，在慕尼黑危機期間反對戰爭。但我注意到，在4月28日希特勒攻擊波蘭和英國協議後，他的立場轉變了。今天，只要提到波蘭和英國，他就變得非常暴躁。他大發雷霆：“為什麼英國人要插手但澤，而且威脅如果一個德國城市迴歸祖國便要開戰？為什麼波蘭人要向我們挑釁？難道我們對於但澤那樣的德國城市沒有權力嗎？”

“你們難道對一個布拉格那樣的捷克城市有什麼權力嗎？”我問道。沉默。沒有回答。他以德國人特有的迷茫目光注視著我。

“為什麼波蘭人不接受元首寬宏大量的提議？”他再次開始發問。

“因為他們害怕又一個蘇臺德區，上尉。”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不信任元首？”

“自從3月15日後是不那麼信任了。”我說。在說出這句褻瀆的話之前，我小心地環顧四周以防有人聽見。再次是那種迷茫的德國式注視。

與埃略特少校夫婦共進午餐。他剛從倫敦和巴黎回來，對法國陸軍和英國空軍評價甚高，這對我而言是好訊息。午夜時分在“酒館”裡遇見了《先驅論壇報》的喬·巴恩斯。他剛從但澤和波蘭回來。他的理論是，如果希特勒再等9個月，就將得到但澤。屆時可能不會有什麼麻煩，而且肯定不會有戰爭。他認為，波蘭對希特勒要求的反抗將會崩潰，波蘭根本無法承受超過9個月的動員。我爭辯說，英法兩國可以替波蘭人支付賬單。喬不認為它們會那樣做。我不認為他就一定錯，但我想他低估了英法兩國的轉變程度。喬對波蘭落後狀況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和莫里斯·興都斯訪問了波蘭農村。他說，波蘭只有200萬人能夠讀報，許多村莊連一臺收音機都沒有。

柏林，8月10日

德國人民是生活在怎樣一個完全孤立的世界中啊。看一眼這兩天的報紙就會使你想起這一點。當世界其他地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