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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很大程度上正是拜大英帝國的殖民者所賜。雖然在英國人長達190年的治理之下，印度次大陸出現過人類近代史上令世界震驚的饑荒、瘟疫、民族傳統工業的毀滅，但是英國人卻也同樣帶來了現代化的軍事、政治和司法制度，當然這一切並非出於自願，東印度公司得到印度這個無限大的財源本來是想獨霸的，然而英國廣大工商業者和社會上層也要分享。這種力量逐漸壯大，終於促使議會透過立法插手管理。逐步削弱公司的管理權，把決定方針的權力收歸議會。在公司法院體系之外設立英國王室法院系統，為印度制定法典，推廣英語教育，提高素質，建立印度文官管理。
雖然這一切最終都只是為了使英國王室最終收回印度的統治權。但英國人留下的一個議會制政府的雛形、一支由中央直接指揮，只效忠國家而非政黨的軍隊、一支全國統一管理，在中央和地方之間起聯結作用的有效率的文官隊伍，卻成為了現代印度國家的制度資源。獨立以來的半個多世紀裡，這些制度對於保障一個統一印度的政治穩定，保證國家政制、政體和政府的合法延續，將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納入合法政治活動的框架中，在中央與地方具有張力的權力關係中保持適度的權力集中和權力平衡，最終維繫了國家的統一。五十多年來，印度成功地實現了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的目標。這一目標是在一個巨型民族國的規模上實現的。國家統一和政治穩定使印度象能中國那樣，以一個多民族的巨型國家的身份加入民族國林立、以民族國為核心理念的世界政治體系。一些印度知識分子對此頗感自豪，也以歐洲尚未建立起類似今日印度的“歐洲聯邦”或“歐洲合眾國”，而認為印度比歐洲更先進。
對於英國來說，在實力不濟的時候選擇含淚揮別固然只是一種姿態。但是即便是動用大英帝國所有的心力，真的要想將這個片遼闊的土地重新置於飄揚的“米字旗”之下，英國人卻仍是毫無疑問的有心無力。面對著一個已經重新歸於統一的印度，領土、人口乃至國民精神之上英國都處於出無可爭議的弱勢地位。“一隻老邁的鬥牛犬（bulldor）無論如何勇猛都無法戰勝一頭已經覺醒了的印度象。”這句再形象不過的話語直截了當的說出了大英帝國在重返印度之上的有心無力。
“要想重新控制印度，就必須先肢解它。而要想將這個龐然大物送上手術檯，則必須摧毀我們為其制定的種種統一的制度。”儘管新殖民主義將以強佔土地為形式赤裸裸的征服轉變成了強佔市場的經濟侵略，但是已經失去了金融優勢的英國在面對採取保護主義和關稅壁壘的印度面前卻同樣束手無策。不過在漢密爾頓公爵家族多年的處心積慮之下，英國人最終仍然找到了一條可以有效摧毀印度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印度土邦王公。
在英國征服印度的過程中，印度王公堅決抗英者是少數，多數人抱著事不關已高高掛起的態度，不少人還認敵為友，主動引狼入室以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即使偶然有人站到對抗英國的角度之上，也往往總把自己的私利擺在首位，不能實現與其他王公間的聯合。當然一切或許只是封建主義印度的悲哀，但是隨著印度的獨立和現代化建設，這些眾多的既得利益者被趕下了神臺，不得不飛入了尋常百姓家。如果說印度還有人對獨立前的日子充滿憧憬的話，那麼非這些土邦王公莫屬。
漢密爾頓公爵家族的第一步就是迅速拉攏這些在印度本土已經越來越失勢的印度土邦王公。首先漢密爾頓公爵虛構了一個所謂“西瓦吉”家族的存在，利用這個所謂來自於久德普爾的王公，漢密爾頓公爵迅速在印度擴張自己的影響力，使英國人在成功在1970年印度政府剝奪這些貴族特權之時，將眾多印度土邦王公的資產成功的轉移到了歐洲。老練的英國投資者利用這些印度土邦數個世紀積累下來的財富建立了一支最終是為了瓦解的印度的基金。這筆總額在數百億美元的鉅款完全處於英國政府的預算開支之外，可以巧妙的避開公眾的眼球開始四處活動，除了不斷在東歐和亞洲進行投資之外，這筆資金更多的被用於在印度本土展開秘密的顛覆活動。當然秉承著英國一向謹慎小心的作事風格，漢密爾頓公爵家族在此後的數十年的行動之中一直採取隱忍不發的態度，因為他清楚的知道在沒有國際局勢的鉅變的情況之下，如果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草率發難的話，那麼所有的努力最終將會成為一場飛蛾撲火的災難。
不過漢密爾頓公爵家族無疑是幸運的，在21世紀的初頁他們等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中印之間的對決。當然中國強大軍事力量到的攻擊到目前為止都仍沒有深入印度的本土，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