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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經曰過：己所不欲勿施為人。而大明朱皇帝朱濟世現在的所為就是和聖人之言相悖，他現在是己所不欲全施與人！比如將儒家理學這種好東西輸出給東南亞各族人民而自己卻在中國拿儒家士大夫的花崗岩腦袋開刀。
而這樣的行為，當然會遭到一部分有正義感的儒家士大夫的反對！這一點朱濟世是早有思想準備的。
當俄羅斯帝國在東亞的擴張被日本武士的神風自殺船打敗之後，大明國內的注意力終於轉回到了科舉改革這件關係到千千萬萬人仕途的大事上面來了——相比之下討伐安南不臣之國根本就是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而且現在大明的儒生士大夫和明末計程車子還是不一樣的，不是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誰也不會去踩皇帝老子的尾巴。
就在朱大皇帝準備以迎娶琉球女王的名義前往日本時，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就忽然揭開序幕了。
這場風波開始的地方是四川，導火索是四川科舉考試。四川是和江南差不多時候落入朱明手中的，但是大明朝廷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暇顧及四川的事情，並沒有在四川推行“秀才為官，官衙下鄉”的政改，而是沿用了官府——衙役——士紳——民眾的管理模式，也沒有在四川開科取士。直到1850年上半年才開始籌備四川全省科舉。
有科舉可考對讀書人來說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為科舉和教育改革的實行，這一次四川科舉所考核的內容已經不限於《四書》《五經》和八股文章。還加入了算學、西學、兵學等內容。而且還在科舉考試之前在《大公報》、《大明時報》的四川版上面，還有四川各府學、縣學的大門口新樹立的告示牌上公佈了科舉改革內容。又推出了一批內容簡單扼要的西學、算學、大明律法和兵學書籍給參加準備參加考試的儒生當做復興材料。但還是遭到了四川儒生們的強烈反彈——和兩江、兩廣、閩浙和湘湖相比，這個時代的四川更加封閉，四川籍儒生士大夫的頭腦也更為保守。而且因而對新學的反對聲也遠遠超過兩江、兩廣、閩浙和湘湖。
不過這些四川讀書人雖然反對新學，但是卻很快學會了用報紙進行鬥爭的路子。而且還創造性的發明了貼“大字報”的方式！幾乎每個縣城的城門口都貼滿了出自當地士林領袖之手的“大字報”，內容無一例外都是攻擊新學的。
緊接著，又有四川士林領袖在全國性的舊派報紙《學報》四川版上刊登文章，號召全川士子罷考。還要組織四川士子去應天府向朱皇帝請願，要去尊孔崇儒，停止以西學亂中華之舉。
變亂很快就蔓延出了四川，下一步同樣要舉行科舉考試的貴州、廣西還有還在軍管下的河南、山東、山西、北直隸各地計程車子也都聞風而動。串聯起來或上書官府，或聚眾抗議。甚至連思想比較開化的湖北、安徽兩省都發生了部分儒生衝擊新式學校的事件。湖北巡撫常大淳還上奏朱濟世，請求暫緩開辦湖北官學堂和武昌濟世書院。而在四川督軍的韓四則密摺上奏，請求出兵平亂，逮捕帶頭鬧事的儒生，還要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這次的“守舊勢力”的反撲雖然早就在朱濟世的預料當中，但還是讓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這次四川的亂子究其根本還是皇上改革科舉的步子太猛了，天底下的讀書人一時接受不了。如今天下還沒有一統，國外又有強敵環伺。國內還是應該以求穩為上。”
謹身殿內，首席大學士駱秉章侃侃而談。駱秉章的思想也算是開明的，但是身為傳統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對西學還是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只是礙於朱濟世的威權而不得不推動科舉改革，現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讓了。
丞相左宗棠卻不以為然。出聲反對：“只會做八股文章計程車子要來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國’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實學，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兩江、湖廣、閩浙和廣東的官員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來的，有幾個能做事？連本鄉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將來還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援西學，而是身為宰輔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務員隊伍。如果不考一些經世致用之學，選拔出來的官員只會做八股文，不會做事情。他這個當朝首輔怎麼做得下去？
右丞相鄭洪剛從日本回來，對日本中下級武士的能力極為欣賞，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見所聞舉例支援左宗棠。在他看來，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學水平並不比中國儒生差多少，但是他們的辦事能力要強太多了，還能文能武。關鍵時刻可以挺身而出保衛國家。所以中國的儒學教育應該從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經驗，重視實學。
